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11/20页）

凡文武百僚之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齿。谓文武朝参行立：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以官品为序。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若职事与散官、勋官合班，则文散官在当阶职事者之下，武散次之，勋官又次之。官同者，异姓为后。若以爵为班者。亦准此。其男巳上任文、武官者，从文、武班。若亲王、嗣王任卑官职事者，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已下职事者，在同阶品上。自外无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国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从三品下，县公在正四品下，侯在从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从五品上，男在从五品下。（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页）

其“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以官品为序”一句，唐《公式令》说得更清楚一些：“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依职事官品为叙。”(51)“职事官”是权力、事务和责任之所系，乃是帝国命脉之所在，因而“职事官品”被规定为朝位的最基本依据。文散官、武散官、勋官，均列在同品阶的职事官之下。

“官同者先爵”，意味着“官”高于“爵”。“其男已上任文、武官者，从文、武班”，封爵者若有官，则不依爵而依官定朝位；在职务相同的时候，再以爵排序。只有亲王、嗣王例外，“若亲王、嗣王任卑官职事者，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已下职事者，在同阶品上”，也算是一种优待。若无职事官，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按“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国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从三品下，县公在正四品下……”的规定，来确定其朝位；而这时其朝位，就明显低于爵号的自身品级了。例如，国公自身是从一品，但其朝位在正三品下；郡公自身是正二品，但其朝位在从三品下。

我们把封爵、朝位及其授田额度、叙阶待遇综合起来，列出下表：

续表

那么就从“一元化”和“官本位”角度，来解读此表。爵级纳入了官品框架，是为“一元化”；朝会时爵号的分量比职事官小，又显示了“爵”从属于“官”（暂不考虑宗室，只论官僚封爵者），这是“官本位”的。再从品秩要素中的资格和特权两点观察。从授田额度看，高爵略低于其品级，低爵略高于其品级，参看上表。从“资格”要素看，有爵者本人叙阶时待遇不低，一品国公本人由正六品上叙，二品郡公本人从正六品下叙阶。但有爵者的儿子就不能同品官的儿子比了，“国公子，亦从八品下”(52)，一品国公的未袭爵的儿子，叙阶只与从五品官的儿子相当，参看上表相关部分。在延续身份和传承特权上，“爵”不如“官”了，再次表明“官”重于“爵”。

总之，唐代朝位，同样把文武职事官、文武散官、勋官、爵级涵盖在内；其结构及其与职、散、勋、爵的关系，几乎等同于官品与职、散、勋、爵的关系。可见朝位具有很大的涵盖力，相当敏感地反映了帝国品位结构的特性及变迁，所以它能够成为官品的温床；甚至在官品诞生之后，它仍以某种方式发挥着等级尺度功能。这一点，在北宋看就更清楚了。这是就宋朝的“合班”、“杂压”而言的。

唐后期到北宋初，中国官阶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波荡。因职事官被大量滥用为品位，职事官所承担的职事另由使职差遣承担，造成了行政级别的重大混乱，官品失效。至北宋前期，索性直用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做“寄禄官”，让它们发挥“本官”（即阶官）功能；而那些职事官的昔日职能，转用“差遣”承载。马端临概括说：“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53)司马光把这现象视为大弊：“今之所谓官者，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建议“于旧官九品之外，别分职任差遣，为十二等之制，以进退群臣。”(54)司马光之所以建议“别为十二等”，是因为其时官品的效力大大低落，其所承载的品秩要素几乎只剩服色，与本官的官序和差遣的资序无大关系了。这场大波荡的发生，是唐后期“职事官的品位化”造成的。其原因本文不拟深论，而只就论题所及，观察其时的官品与朝位的动向：在官品效力大降，已不能反映各种官号的实际地位时，王朝曾转而乞灵于朝位，让朝位发挥更大的等级功能，具体的表现就是实行“杂压”、“合班”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