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12/20页）

利用朝位或班位来安排官号位望，称“杂压”或“合班”。所谓“杂”或“合”，就是不论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亦不分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伎术官，都按照位之高下混同排定先后次序；所谓“压”，就是某官“压”在某官之上的意思，如“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之类。没列入杂压的官名、职名等，不能进入班位序列。朝廷经常下令某官入杂压、某官不入杂压，某官杂压在某官上或某官下，以为调整。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司进呈《合班仪》，其班序从太师、太傅一直排到司天五官正；而宋太祖认为，应提高尚书中台、节度使、检校师傅三公者的班序，“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55)。与“杂压”、“合班”相关的法令，有建隆三年《合班仪》(56)，景祐五年《合班杂压仪》，《元丰以后合班之制》、《庆元杂压》等。

龚延明先生认为：“定杂压仪制，其意义在于，确定各色官品秩之高下、排定朝班列位之次序。”(57)薛梅卿、赵晓耕先生说：“宋朝将各种官职……都大体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称为官品杂压，也称合班。这种品位分类制度，是宋朝独有的职官制度，是将唐朝散官、勋官、爵位制度与宋朝差遣制度糅合而成。”(58)“杂压”或“合班”，首先表现为一种“上朝的班序”，即朝位。进而“杂压”的最大特点，仍是前述朝位的两大特点：“涵盖性”与“大排队”。从“涵盖性”说，它把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把寄禄官、职名，把伎术官、环卫官，把散官、勋官、爵位，甚至把贴职、检校等因素，都包含在内了。从“大排队”说，它依然采用某官压某官的单向纵列；调整“杂压”，也就是调整诸官地位。

把“杂压”用作等级尺度，只是“宋朝独有的职官制度”吗？不全是。汉帝国的各种品位缺乏一体性，那时就如此那般地利用过朝位了，即利用“位”给官职排队。魏晋南朝各种位阶的一体化仍不够高，其时“位比”、“位视”概念，仍用作调节官职资望的重要手段。北朝的“位比”、“位视”作法大大减少。因为北朝及唐官品的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朝位与品级充分一体化了，“位”的意义就黯淡下去了。用“比”、“视”安排诸官位次的做法，在魏晋南朝特别突出，而那做法在北宋又再度“时尚”起来了(59)，难道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

北宋一度官品效力大减，于是朝位的等级功能再度凸显，我们将之视为官品失效的一种弥缝之方。官品之黯淡与朝位之凸显，正反映了官品与朝位具有同构性和功能对等性，也就是“涵盖性”和“一元化”的性质。而且宋廷“大体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的说法，恐怕只适合元丰新官制以后的情况，这时候职、散、勋、爵恢复了唐式的样子，官品复活。而在此之前，很多职名或差遣连品级也没有，遑论“按照品级高低排定上朝时的班序”呢。

“杂压”的排序原则，是先论“职事”后论其余，以差遣在阶官之前(60)。也许有人会说，“杂压”既以差遣在前，那就是“以职事为重”的。但我们不那么看。那种观察方法并不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政权安排等级，都不可能把“职事”置之度外；所相区别的，只在于除“职位”之外，是否还兼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品位”问题。“杂压”排序把“职事”放在第一，并不能证明它“以职事为重”。因为还要考虑，此时职事之外的品位性安排有多大分量。君臣不惮其烦地推敲每一个官职的位序，其时是把职事、贴职、服色、资序、封爵、勋官、转官、出身、年齿等，把差遣和本官等，综合考虑在内的。所以我们认为，“杂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以职事为重”，而是“以地位为重”，它所要处理的是各色人等的相对地位，或说是职、阶、勋、爵等位阶衔号的相对地位。打比方说，今天若把全国处以上或厅局以上职务做一个纵向单列大排队，行政上肯定毫无必要，而且人们会觉得是笑话，但宋朝真就是那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