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第13/13页）

最近3 000年的变化甚至更为惊人（见图4.7）。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规模的增长还要更快。能量获取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门槛，这回是略高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跨过了这道门槛的社会，就能创造出有100 000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道门槛是大约每人每天27 000千卡，跨过这道门槛，创造有50万~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大危机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获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锐减（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将近20%；在东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将近4%），但危机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缩了85%以上；公元1~200年，东方的城市萎缩了75%以上。

图4.7 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的规模

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城市规模的量级

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 000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 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图4.8 自冰期以来已知最大定居点及群落组织水平

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

[3] 1英里≈1609米；1平方英里≈258万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