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第3/6页）

所以，德意志帝国经历了推行战略收缩的卡普里维首相的短暂执政后，继续在南非、在中国海岸插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因为就连最狂热的殖民分子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帝国繁荣的未来必须依靠不拘一格地推行帝国主义——占有贸易航线，掌握各种战略资源及珍贵物资，例如石油、剑麻和橡胶，把持海外销售市场。在这场争夺殖民地的饕餮盛宴中，英国侵略主义、法国沙文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已不分伯仲，俄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正纷至沓来，而荷兰、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些老牌殖民国家早在16世纪便拥有了大片殖民地。在1897年的一场收获雷鸣般掌声的议会演讲中，时任外交大臣、未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了德国必须拥有“阳光下的地盘”。德国需要的不是一块柏林蒂尔加滕公园那样的野餐地点——柏林版的“海德公园”，而是无数的海外殖民地，在那儿可以赚到钱、赢得自己的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任何一个口头上拒绝殖民诱惑的德国政府也还是需要想尽一切办法维系国家发展的，就连置身权力巅峰的俾斯麦也无法彻底拒绝殖民活动，尽管他认为殖民行动危险而麻烦。但是，帝国的继任首相们——1894—1900年在位的年逾古稀、无法堪当大任的亲王霍恩洛厄，1900—1909年在位的男爵、后晋升侯爵和亲王、因极善变被人讥讽为“鳗鱼”的比洛首相——无一例外是失败的首相。他们全都由皇帝任命，而皇帝这么做有利于独享推行“世界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名望和荣耀。他幻想着通过新专制主义和个人魅力式独裁的完美结合，可以带领德国冲破近代工业社会纷繁的阻碍。对威廉二世而言，整个德国不过是一件上帝为他创造、用来取悦他的巨型玩具。当然，在一个充满各种尔虞我诈的利益集团以及野心勃勃、争风吃醋的政党的政治体制下，他的这种想法是永远不会有效的，并且只得在他丑态百出后结束，沦为可悲的笑柄。

强盛海军舰队和各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一朝成真，反而冥冥之中导致它成为势不可当的真理，不仅促成海外殖民扩张国策的出台，而且使得国民对此毫不反对。整个帝国的希望——提尔皮茨上将现在出任海军大臣，位居帝国高级决策层，也会贿赂记者为政府的帝国主义国策唱赞歌，聘请教授为政府的“世界政策”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来的民主主义笃信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痛陈，如果说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是一场年轻气盛的冲动，那么此时此地发生的这场全民性“新大国政治”运动的冲动则远胜于彼。得到帝国海军部秘密赞助的庞大宣传机器——“德意志海军协会”不停地煽动人们。就连帝国议会反对派议员们也被施以高压，不得不转而投票支持海军扩建计划，因为自从1900年英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建造一艘艘新型无畏级战列舰后，德国海军急需弥补战略上显而易见的颓势。

从来没有哪一项大政方针比把德国打造成一艘战舰得到的拥护更广泛、得到的支持更热情。这种介于民主主义和煽动主义边缘领域的思潮得到各色利益群体的普遍支持。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连旧贵族容克地主们也甘愿为了海军大计而重回农业保护主义，这一切在普鲁士邦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设计的高农业关税上得到充分体现。容克地主们尽管业已接受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各种新事物，但是他们赖以发迹的庄园早已被自己败光，只能以轻蔑的眼神旁观城市里那些突然富起来的“杰出商人”——一项政府授予那些有钱人、热心公益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荣誉。那些人享受着官方所授爵位、占有可观财富并获得百姓尊重，而且现在居然可以随便选一位贵族子弟做女婿。在这种心理失衡的影响下，容克地主们自然偏爱这种重视农业的保护主义回归。他们认可这项交易，也欢迎政府出面阻止农业的持续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