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第8/14页）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61]。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62]，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63]，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64]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

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65]

吐谷浑通使江南，必须经过益州即蜀地。吐谷浑王请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设办事机构的用意。此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阳王萧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监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内驿传所需马匹都要向民间征调，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萧恢“乃市马千匹”，交给负责驿传公务的民户饲养，“百姓赖焉”[66]。如此大规模的马匹贸易，在以往东晋、南朝历史上从未有过，三国时期的蜀汉和吴也未曾有过，这应该和刚刚开通了与吐谷浑的商路，可以大量进口马匹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天监十三年是南朝与西部交通的关键性一年。据《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在此年之前，与梁朝有联系的只有于阗（天监九年）、宕昌（天监四年）、邓至（天监元年）、武兴（天监初），其中宕昌、邓至和武兴都比吐谷浑靠近内地，且辖境有限，能提供的马匹不会太多。但自天监十三年之后，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国度有：芮芮国［即柔然，天监十四年（515年）］、滑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国［普通元年（520年）］、呵跋檀国（普通元年）、胡蜜丹国（普通元年）、龟兹国［普通二年（521年）］、白题国［普通三年（522年）］、末国［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纷纷与梁朝通使，应与吐谷浑和益州之间开通了贸易道路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梁朝政治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吸引这些西道国家前来贸易，梁朝也获取了足够的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拥有私马二千匹，堪称一时之盛。[67]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68]，马匹之多，在东晋南朝三百年实为空前绝后。[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