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12/16页）

在此时，西晋朝廷关于是否应渡江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中书监荀勖附和贾充意见认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请求晋武帝惩办张华。杜预在荆州得知这些争论，“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阳近郊，平吴的捷报也正从前方传来，争论才告终结。[75]

而在建邺，二王之间的争执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濬接受孙皓投降，同时遣信通报王浑；当天晚间，王浑的一封书信送到王濬处，才提及“当受节度之符”。次日（十六日），显然晋武帝刚刚收到王浑对王濬拒命的控告（应为十四日发出），遂又发布一道诏书，重申王濬必须接受王浑的指挥。[76]同日，王浑军队也渡江到达建邺，[77]这说明王浑实际并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动只是迟疑观望而已。

王浑到达建邺后，对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趋激烈，并控告其军队抢掠吴宫财宝，甚至“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俨然有钟会和邓艾之争再起之势。晋武帝只得将两人召回洛阳，朝臣欲以“违诏”治罪王濬。晋武帝的裁决是：

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贾充等反战派高官，他和王浑的争执也被打上了以寒门挑战高门的烙印，[78]在占领区善后及评定功勋等问题上频频遭遇刁难，必要时只能依靠晋武帝提供保护。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命濬孙王粹“尚颍川公主”，才标志着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纳为上层士族，而此时王濬已经去世五年了。

余论：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杀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79]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550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