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13/16页）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1] 《宋书·索虏传》，第2359页。东吴亡国之后，陆机作《辩亡论》总结教训亦云：“彼（西晋）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第1181页；及《晋书·陆机传》。

[2]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2页。

[3] 现在的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在合肥一带存在分水岭，无法沟通。但对于历史时期合肥附近是否存在一条“江淮运河”，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多数认为并不存在。马骐等“江淮运河”的支持者曾在原地踏访，只找到一条未曾修通的河道故迹，亦无法确定其年代。故本书亦认为合肥附近不存在沟通江淮的水道。参见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4]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7页。

[5]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则东吴方面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见第1119页。

[6]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7]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第441页。

[8] 见《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按《三国志》中，洞口又名洞浦口，史书及地志中都未载其方位。据《晋书》卷三十七《谯王司马尚之传》，洞浦口在历阳附近，为东晋末侨豫州所辖舰队驻扎之地，应在濡须口下游数十里处。另，此次曹休派轻船攻击之地为“徐陵”，具体地址不详，可能是洞浦水入长江口的一处军垒。此事《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作：“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第1382页）

[9]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濡须中洲之战详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桓传》及《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

[10]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就开凿了经广陵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见《国语·吴语》。

[11]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书，第85页。

[12]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徐宣传》，第646页。

[13]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第385—386页）另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裴注引《魏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