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7/16页）

另外，王濬的都督区范围也有扩大，“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因其资历较低，故为“监”而非“都督”。所监增加了梁州，是将梁州的氐、巴骑兵划入其指挥序列。益州本土素来缺乏骑兵，这是给王濬增督梁州的重要原因。所以年底进军之时，其军中便有“梁州三水胡”兵。据王濬本传，他修造的“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可见大船也是为了搭载骑兵。王濬舰队启程时，曾因“争骑”而斩部将李延，也证明其舰队中搭载了骑兵。[48]

第三节 灭吴之役的部署

朝廷党争与伐吴争论

西晋灭吴的大规模攻势开始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此前一年间，西晋上层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发起攻势，一直有激烈争执。伐吴之议虽然得到晋武帝首肯，但招来了重臣贾充的反对。灭吴成功与否，对贾充并无直接厉害关系，但此事由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的权威便会大为提高（即使羊祜死后，成就也会由其继任者杜预获得），这是试图垄断朝政的贾充不愿看到的，所以他一直坚决反对伐吴。西晋政治并非君主一人独大，新兴的士族高门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些没有参与首倡此事的士族高官也纷纷附和贾充之说，所谓“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49]。《晋书》对这些争议多不系年月，《资治通鉴》则将其一概放置在十一月出兵之前。但通过《华阳国志》及《晋书》诸传记的记载，仍能基本勾勒出西晋灭吴战略的基本形成及争议过程。下面进行详细辨析。

使晋武帝下定伐吴决心的，是咸宁四年（278年）底羊祜回洛阳养病，二人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晋武帝担心若羊祜病重不起，前方战备陷于停顿，伐吴大计将功亏一篑，所以他急于让羊祜发动对吴全面攻势：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50]

这是要趁羊祜在世之际完成灭吴。此时已是咸宁四年（278年）冬，按照惯例，南伐都要在秋冬季进行，以避开江南的雨季暑湿。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准备筹划之事甚多，当年显然已来不及发起进攻，而必须待到来年（279年）秋冬。让羊祜“卧护诸将”，就是让他筹措一年之后的攻势。但羊祜在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就去世，伐吴计划则按惯性继续推行。

关于咸宁四年（278年）底晋武帝的这个决心及计划，除了羊祜本传，在《晋书》中再未提及。但《华阳国志》还可提供一旁证，该书对咸宁五年（279年）初的记载为：

诏书拜濬龙骧将军，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除何攀郎中，参军事。以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郄坚为督：冬当大举。[51]

这是对益州伐吴军的一系列人事部署，最主要的是让王濬重返益州。前文已言，这本是咸宁四年（278年）末羊祜临终时和晋武帝的布局，只是正式发布已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了。“冬当大举”应当也是诏书原文，即待冬季展开全面攻势。

与此有关的，是羊祜临终推荐杜预继任荆州都督，以及推荐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伐吴的后勤事务。《晋书》未载张华就任度支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载于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战事开始之前。其实张华任度支，应和杜预赴任荆州同时，都在咸宁五年（279年）初。因为度支尚书原为杜预，杜预离职之后自然由张华递补。不然在开战前一个月是来不及进行后勤准备的。

这样，羊祜临死前已为伐吴事业安排了继承人：杜预都督荆州，王濬都督益州，形成长江上游对东吴的进攻序列；张华在朝廷统筹机务。但此举无疑会引起贾充更多的疑忌，下游扬州、徐州的都督未参与最初的伐吴动议，也多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并不时试图中止伐吴计划。就在总攻开始前数月，咸宁五年（279年）初秋，任扬州都督的王浑忽然声称吴军有北伐趋势，请求朝廷暂缓南伐计划。西晋朝廷再度发生争议，一度准备将南伐推迟到明年。《华阳国志》关于此事的史料甚为珍贵（虽然部分字句可能有讹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