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7/14页）

南齐朝廷财政的充裕

经过萧道成、萧赜父子两代人十余年的努力，到永明末年南齐朝廷的财政已经比较宽裕，特别是折绢收钱和征收财产税两项，使政府积聚了很多铜钱，永明五年（487年）秋，萧赜宣布“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50]，即政府用铜钱向民间收购米谷丝绵等产品。《通典·食货》对此有详细记载：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扬州，理建业，今江宁县也），南徐州二百万（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阳郡），各于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南荆河州，理寿春，今郡），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江州，理浔阳，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万（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湘州，理长沙，今郡），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司州，理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理历阳，今郡），南兖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理广陵，今郡），雍州五百万（雍州，理襄阳，今郡），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51]

诸州和朝廷的收购额共计一亿有余。这是将往年所收折绢布之钱又购买了农产品，如处理得当，能够平定物价，使丰、欠年份的农产品价不致于畸低畸高，政府也能从大宗买卖中获取一定利润，但前提在于必须决策正确、用人得当。当时朝廷的少府卿“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职”[52]，这种常平买卖事务可能由其负责。在财政充裕的基础上，萧赜曾筹划北伐，希望夺回二十年前被北魏占领的彭城、淮北地区。永明七年（489年）前后，南齐在建康郊外的石头城“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颇著”[53]，但由于北魏方面戒备严密，且萧赜在数年之后去世，北伐战争未能展开。但萧赜死时，“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54]，已有八亿多枚铜钱储备，可见南齐财政此时已颇为宽裕。

第三节 梁、陈的财政与战争

梁朝赋税

在萧衍建梁即位的第一年（天监元年，502年），就废除了宋、齐以来民怨极大的比例财产税。这是南朝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通典》等政书都未予反映，只是在《梁书》的序言中有寥寥数语：

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天监）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彩，无珠玑锦绣；太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55]

“去人赀”应是废除以民户资产比例征税的制度。“计丁为布”则又回到以绢布为调税的传统。《梁书》对梁代税制语焉不详，《隋书·食货志》在这方面却有相关记载：

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56]

可见梁代税制主要是对成年男女征收租粮、调绢（及布、丝、绵）。但对于田产还有“亩税米二斗”之制，这应当是在丁男丁女的租调之外征收的，可以看作宋、齐财产税的遗留（其实东晋时就已试行过依田亩征粮之制）。向百姓征收实物而非钱貌似比宋、齐宽大，实则为后来梁武帝借铸币改革搜刮民间奠定了基础。

梁朝建立之初，北魏已经占领了寿春，对淮南江北之地形成直接威胁；不久梁州刺史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进占关中，威胁益州和汉南。在这种压力下，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北伐，试图将魏军逐出淮南。为了筹集军费，梁朝“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57]，名义上是官民自愿捐献，实际还是采用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530年）北伐时向百姓富民收取临时财产税的措施。但在此后，萧衍逐渐摸索出通过铸钱聚敛财富的手段，所以此后梁朝虽经常有大规模对北战争，但已不再采用强行加税的办法筹集军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