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9/14页）

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65]

这些现象背后则是满目民生凋敝。因为百姓缴纳的米布丝绢都是实物而非钱，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受到的损失最大。但贺琛也有疑问：“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此“关外”盖指建康近郊的石头津、方山津等税关。[66]贺琛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赋税貌似轻微的情况下，百姓生活却越来越贫困？他只能归因于州郡长官的苛剥。

这个上书引起梁武帝勃然大怒，因为这完全否定了他为帝四十余年的政绩。“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他辩解的核心，就是澄清自己生活简朴，并未滥用国库开支，所以社会凋敝的说法纯属恶意污蔑：

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梁武帝自称全家“不食国家之食”，但他和子孙妃嫔绝对不会耕田织布，只能消费百姓的租调财物。梁武帝又自称“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应当就是靠发行铁钱获利。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一政策是不传之秘，天下无人理解，“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其实贺琛并未指出官吏奢靡、百姓贫困的实质原因在于滥发铁钱，而梁武帝的震怒和急于辩解恰恰显示了其心虚：他不愿正视铁钱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所以急于表白自己“得财”是有某种常人“不能得知”的“方便”，并且自己没有滥用这些钱财—“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而他始终躲闪、不敢正面回答的，正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和上层社会的奢靡并存的问题。虽然梁武帝只字未提自己铸钱之事，却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地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汉文帝节俭治国、却放任邓通铸钱：“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显然，他虽不肯承认自己铸钱的恶果，但也知道后世之人必然看到此点，所以预先埋伏下了这一句自辩，其用心也可谓良苦了。

同在540年代，还发生了铁钱的“不足陌”现象，即用数十钱作为一百钱流通：

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67]

中大同元年（546年）诏书的原文是：

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68]

按，诏书云“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其实完全错误。“陌减”（数十钱假作一百钱）实质是钱贵物贱，即钱的价值上升、货物价值下降。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铁钱在升值。这似乎显得不好理解，因为梁朝发行铁钱的本意是搞通货膨胀牟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发生在开铸铁钱二十余年之后，所以应是由于铁钱大量增发，加上民间盗铸，导致铁钱的价值已经低于铁价。这样民间盗铸者会因没有利润而停铸，甚至将铁钱熔铸为铁器，由此引起铁钱价格从低谷上升。《隋书·食货志》提及距离京师越远，不足陌的现象越严重，可能是因为京师官铸铁钱的积存量最大，盗铸的铁钱也较多（如前引梁武帝的堂弟在宅盗铸），所以铁钱的价格反弹较慢。简言之，此时各地铁钱的价值几乎等于当地铸铁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