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年代（第8/20页）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出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体系，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机制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浪潮。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例如中国香港）。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形成，并设法尽量减少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制度。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众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贫穷的阶层，耗费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项开支的比例越高，这项极为合理的观察，是以“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而闻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国，家计中三分之一的开销，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开支却一落而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余用项之上。黄金年代来临，“市场”也变得民主化了。

国际化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成熟。刚一开始，这种精细分工的现象只限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领域，即归属美国阵营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仍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参见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则选择了一条隔离式的计划经济工业化之路，全力发展本身的工业生产，取代由国外厂家输入的工业产品。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却与海外其余世界进行贸易，而且往往占尽上风，因为交易的条件当然对它们极为有利，也就是它们可以极为廉价的代价，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不过真正呈爆炸性增长的贸易项目却属工业产品，以工业化核心国家之间的交易为主。1953年后，20年之间，制造业产品的世界总贸易额跃增了10倍以上。19世纪以来，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始终占有着一个极为稳定、稍少于半数的比例，如今却直线上升，一跃而为60%以上（W.A.Lewis，1981）。此外，即使纯粹以数字而言，黄金年代也反映着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之频繁旺盛。1975年中，仅以资本主义阵营的7大国为例（7国为加拿大、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即占据全球汽车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不下于其电话机的占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过，尽管如此，新的工业革命的浪头，却不再仅限于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