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年代（第9/20页）

资本主义内部的重组，再加上经济事务的国际化，形成黄金时代的核心。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其例虽多，但是否能解释黄金时代的缘由，却不及前面两项显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数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新工业化现象，多数是建立在旧有科技之上的旧有工业经济不断向外扩散于新兴国家的结果。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拾起了19世纪西欧各国的牙慧，即后者赖以起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而欧洲各国，则向20世纪的美国学步，仿效其石油和内燃机的新兴工业。高级研究鼓励的科技生产，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后的危机年头开始，才对民间工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1973年后，几项在信息科技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发展开始纷纷出现，与此同时，科技在其他未知领域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各项主要新发明之中，立即在战后发挥其改变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学制药。它对第三世界人口的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的（参见第十二章）；它对人类文化的冲击，虽然没有这么迅速，在当时却也指日可待——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现才成为可能。抗生素的发明，使得滥交等的危险度大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轻松可治；其二从60年代开始，避孕药四处供应，唾手可得（但是性放纵的危险性，在80年代又随着艾滋病重回人间）。

总而言之，创新性的高科技发明，迅即成为经济大规模景气当中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虽然不具决定性的力量，整体而言，我们却不可将它由黄金年代成因的解释理由中排除。

战后的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引克罗斯兰（Crosland）之语：“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所谓老店新貌，正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言，是一个旧系统的“新”版本。黄金年代的种种面貌，绝非只是由两次大战之间的错误中幡然回头，重归旧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维持住“高比例的就业率……并享有高层次的经济增长”而已（H.G.Johnson，1972，p.6）。从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荣再来，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政治的两大联姻（借用美国人的术语来看，即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苏联借鉴之处甚多，而后者首开世界各国计划经济之先河。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建立于这桩联姻体制的政策不复有经济上的成功保证之际，一批奉自由市场学说如神明的经济学者，开始对计划一词口诛笔伐，恨之如见蛇蝎。因此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等辈，从来就不属于实际派的人士，虽然我们可以在言辞上勉强说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这派人士会以他们高妙的辩词，全力主张在事实上这种效力根本属于乌有。他们是“自由市场即等于个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书名所示，《通向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 ），对任何有悖这项法则的手段大加挞伐。即使在经济恐慌大萧条的深谷之中，他们也坚守着市场理论最纯粹的原则。而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促进影响，世界越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事实上是经过一批人的深思熟虑才实现的，尤其要靠大战最后几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恶劣体验，尤其是经济大恐慌时期残留的恐怖回忆，其创痛巨深，使得没有一个人梦想着重返空袭警报响起之前的战前岁月。这种心态，和上一次大战之后政界人物急欲恢复当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着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蓝图规划大笔的政坛学界“诸公”（当时女性还不被容许踏入公共事业的门槛），都曾身历大萧条的低谷，例如凯恩斯，自1914年之前开始，他们便已在公共事业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说单靠30年代经济低潮的惨痛记忆，还不足以磨砺他们亟待改革资本主义的欲望，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政治生死斗，这场与大萧条之子纳粹德国的殊死战，其致命之处，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更何况眼前还面对着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势力的西进浪潮，高大的浪头，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资本主义，意欲吞噬这满地的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