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第7/8页）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 1783 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 19 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 20 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1] 特鲁，《大选记：1980 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1，第 263 页。

[2] 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作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

[3] 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成立于 1789 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

[4] 莫兰，《1984 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 122 页。

[5] 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第 162 页。

[6]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

[7] 引自 1984 年 3 月 27 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

[8] 莫兰，《1984 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 125 页。

[9] 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中的一个政府部门。

[10]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