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9/20页）

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