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10/16页）

这一切并不全是温斯罗普计划的那个样子。他曾这样设想：即使这片土地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也一定是一片有用的闲田。正如温斯罗普所说：“上帝已经用一场伟大的瘟疫毁灭了土著人，于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居民。”他称之为“无主土地”。[20]即使上帝没有消灭所有的土著人，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这片土地本身，来自这个新世界的环境本身。清教徒如此自信地想要在这里确立他们的权力，而这片土地却看起来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清教徒想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造就的身份都遭受到撼动，也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殖民地的领导者担心这种挑战将会侵蚀“山巅之城”的根基。圣经之国的实验进行了20年之后，教会成员的数量停滞不前。当然，正式成员仅被限定在那些进行了公开皈依仪式的“有形的圣徒”中，但公开皈依的人却越来越少。到了17世纪中叶，马萨诸塞殖民地教会已经在“可见圣徒”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妥协，允许上帝选民的后代接受洗礼，但这种不稳定的妥协立场让很多人感到不满。于是，1662年，教会创立了“半路圣约”（Half-Way Covenant）制度，允许第一代殖民者的孙辈保留教会资格。而这个决定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

半路圣约的出现不仅回应了殖民地信仰的动摇、出席教会活动人数的下滑，同时也回应了清教徒从英国带来的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网络所造成的缓慢的侵蚀。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一代人，长大之后出于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想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在血缘和精神层面亲密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因此消解。虽然殖民地最初做出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尝试，希望可以避免人口过于分散，同时也更好地防御阿尔贡金人的进攻，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丝毫没有受到切萨皮克那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最初，殖民城镇的规模一般在50—100平方英里，最中间是一个教堂，四周环绕着公地，用于放牧和种植庄稼（概括说来，就是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城镇模式的一种变体）。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地已经变成了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属于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当然，伴随私人财产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也是早期清教徒最为担心的事情。人口分散和个人主义的勃兴，以及伴随个人主义而来的更为世俗的观点，都会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放弃了清教徒“来到这片荒野”时所秉持的最初信念。荒野已被驯服，信念也便消除。

信仰并非不战而弃。特别是在实行半路妥协的政策之后，清教牧师们愈加关注教众的道德和精神弱点，并使用所谓的“声讨挽歌”斥责了教堂会众。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几乎从殖民地最开始便出现了。早在1642年，总督布雷德福就已经指出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道德衰退，“醉酒”、“未婚男女之间的荒淫行为”，以及一系列难以开口的可怕事物逐渐兴起。布雷德福认为，所有一切“使我们悲叹不已，想到这些腐败的本性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究其原因，按照布雷德福的说法，一方面源于魔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清教徒偏爱通过“适当的探究、调查”来揭露这种过失，并“给予适当的处罚”[21]。然而，比道德衰退严重百倍的，是一些全然拒绝清教徒使命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今天被称为大英帝国背景下的“土著化”。这并不仅仅是新英格兰面临的问题。背叛白人社会并接受阿尔贡金人——或被阿尔贡金人所接受——都是犯罪行为。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犯有此罪的人将会遭受强迫劳役的惩罚；在弗吉尼亚，则会被执行死刑。在切萨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殖民者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同化“印第安”部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过程居然会反过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