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3/19页）

“两个国家”的说法并非源自多斯·帕索斯，也并非来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年），虽然他让这个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便广为人知。认为富人国和穷人国之间永久分裂的这种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多斯·帕索斯的论断的影响力在于，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人们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分裂。美国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机会，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公民国家，不存在种族、宗教或者阶级的分歧。然而在一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罢工，从西雅图到波士顿，从造船业到钢铁业，这就导致很多人将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画上等号。罢工许多时候反对的是骇人听闻的极为剥削的工作环境，但很多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其动机是一种阴险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在西雅图，1919年从造船厂开始蔓延开来的大罢工让整座城市瘫痪了一周。在波士顿，19名警察因加入工会而遭解雇，他们的同事为此罢工，随之出现了大面积的抢劫和暴力事件，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威胁。同年春天开始，针对工会反对者出现的一系列炸弹威胁事件更是给原本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对此的回应是开展“帕尔默大搜捕”，逮捕那些工会及其支持者，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在当时的司法部调查局主管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协助下进行的帕尔默大搜捕行动有些过了火，到1920年末时已经让美国人忍无可忍。随着20年代的过去、30年代的到来，以及可能面临的总统换届，“红色恐怖”的幽灵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可怕。1920年9月，华尔街中心地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当然也让美国人深感震惊，但已不再会让他们慌慌张张，冲去检查床底下有没有赤色分子了。

尽管恐惧常常是一种美国领导者会一再使用的强大的政治、财政武器，但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同样，也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忍受连续不断的改革要求。进步主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让人筋疲力尽的，而威尔逊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又给美国增添了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当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哈定向美国人指出他们国家“当前的需求不是英勇，而是治愈，不是万能药，而是常态，不是手术，而是宁静”，并且向他们承诺“不会再进行改革试验，而会寻求平衡发展；不会再淹没在国际事务之中，而会专注于国内的成功”时[4]，美国民众多少舒了口气。

哈定的演讲一贯是这样的风格。尽管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一旦他当选总统，这些承诺落到实处的时候就大打折扣了。哈定治国的常态只是体现为一种缓和的进步主义计划：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战时的许多限制，支持企业发展，通过减税刺激商业发展，以及尝试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推进八小时工作制，而这正是工会及其成员长久以来的需求。1923年哈定突然辞世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掌舵，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柯立芝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在20世纪20年代，当然是这样。

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创新。如果仅仅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美国的GNP在10年里从1919年的724亿美元增长至1929年的1040亿美元，表明美国市场正在急速发展。其中一些增长是建筑业带来的；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摩天大楼既能迎合他们自我层面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的规模效益，因而摩天大楼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景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成为这个正在世界上崛起的国家的象征（见图50）。“在人类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反抗中有一种史诗般的意义。”《新世界建筑》（The New World Architecture，1930年）的作者、建筑评论家谢尔登·切尼（Sheldon Cheney）曾满怀热情地这样指出。“也许，”他反复思考着，“商业主义是新的上帝，太强大、太有吸引力，人们正在为之建造他们最高的、最为人称赞的建筑。”[5]1925年时，美国的都市景象一片明朗，从一战之前就开始出现的建筑热情似乎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就在十年前，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围绕的主题是“胜利、成就、进步与抱负”，旨在展现“美国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的完美合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