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7/19页）

新移民们为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南方移民可能对此没有那么惊讶，但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一样，他们遭遇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对他们以及对许多欧洲移民来说，这种城市环境都在经济上排斥他们，有时甚至怀有公开的敌意。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给美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让旧问题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三K党（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卷土重来（见图52）。随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崛起，在强劲的现代化市场驱动下，三K党的成员数量剧增，从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几百万人。

自内战后首次化身以来，三K党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移民、进步主义和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中，将三K党的所作所为指责为带有偏见似乎已经不够准确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反对一切的人与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从种族到宗教，五花八门。三K党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这些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有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不过，三K党势力的中心地带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三K党有效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然而，1925年，三K党领导人大卫·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击一位年轻女性玛奇·奥博霍尔策（Madge Oberholtzer），构成二级谋杀，印第安纳州受雇于三K党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单随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党的势力开始减退。

图52 三K党游行，华盛顿地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数与三K党相关的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早期三K党卷土重来的时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党公然地展示自己，将自己置于美国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党这样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20年代初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也没有完全失势。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三K党引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至少部分时代思潮，反对伤风败俗——这是从广义上讲，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对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这个现代的、商业驱动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国和一战前的那个传统的、注重家庭的、单一民族的虔诚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哪怕只是接近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狭隘的状态，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战后的英国还沉湎于对战前爱德华时代的稳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样，美国也为自己——不止一次地——虚构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其真实的过去毫无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它的未来，而在这未来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虚构——理想的美国人。

想要定义美国人、并且由此定义美国主义的这种冲动，着实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国传统，向前能够追溯到克雷夫科尔在17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20世纪给这个论辩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就是从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文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这些限制越来越多地是基于种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国家主义理想，即由克雷夫科尔首度提出、罗斯福加以修订的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克雷夫科尔所称的对“古老的偏见和风俗”的否定，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想被国家主义中一种近似于生物决定论的解读所改变，或者可能是所感染，这种解读拒绝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一种“混血人”，而是强调民族排他性。这种观点通过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广泛传播。格兰特是纽约动物学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优生学提倡者，他提出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这在那些本就已经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观点的人当中引发了共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欧洲对他的观点相当赞同，而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美国领导人也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人整体上却对他的那些极端观点相对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