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8/19页）

有些讽刺的是，卡尔文·柯立芝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反移民的诽谤文章，发表在《好管家》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重复了罗斯福对美国化的分析，但最终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从格兰特那里受到的恶性影响。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许“穿过自由的大门”，就必须表现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理由，种族因素都太过重要，不能置之不顾，”他论证道，“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某些不同的种族是不会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双方都会恶化。”“身心发展的质量，”他总结道，“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样重要。”柯立芝心里想的到底是何种伪造的“生物学规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似乎的确把“自由的大门”和天堂的大门混为了一谈，并且非常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移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会不断显露造物者的神圣意志，并以此证明我们对人类的信仰是正确的”[7]。

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

不管戴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多不寻常，其实都只不过是隐喻地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立法者面临的恐惧：他们越来越害怕美国将要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逼入困境。在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会乐观地认为任何新来者都可能被美国化，而犯罪统计又引发了深深的担忧，因而许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弗雷德·珀内尔（Fred S. Purnell）所说的，“美国人民的祖先思维清晰、有自治能力。他们与这群正在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国血管的不负责任、破产的废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来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随后又忙于辩论设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国会的辩论中充斥着优生学的观点，其鉴定证人哈利·H·劳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优生学档案局局长，也是旨在改善美国人口的极端进步主义“优生绝育”的倡导者。“通过种族隔离、绝育，或者其他方法让美国那些堕落的人口变得不能繁育，”劳克林提出，“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准备好“实施那些看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但其实并不是的法律”。他劝告说，“那些优生学倡导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们当中更好的家族，他们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将移民的自然素质作为是否允许他们移民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不去考虑种族、语言，以及当前的社会或经济状况”[10]。

伴随着这种新的对繁殖和生物学规律的强调，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界上层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维斯都强调教育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有些种族永远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国人的风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决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为之提供了保障。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紧急限额法》，根据不同的国籍设置了更低的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限额。理论上，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之前——换句话说，即东欧移民数量增加之前——那个国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数的2%。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没有遭到限制，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个法案将美国从一个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转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封闭社区。山巅之城如今有了相当高的围墙，成为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圣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