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第8/13页）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丞相。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气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的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其他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掌握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西集团的倚重，作为淮西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刘伯温到底得罪了谁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西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