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第9/13页）

刘基出身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心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这在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元朝体制内，虽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在他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反，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中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刘基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刘基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朝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接到命令后，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掉转方向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刘基这样的文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要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这句话正是对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