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尼拔指挥下的战争从坎尼至扎马之战（第12/19页）

汉尼拔被逐退　马塞卢斯之死

当汉尼拔最重要的城镇失守之后，他发现自己已逐渐被封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南端。次年（公元前208年）被选为执政官的马库斯·马塞卢斯则寄望由他能干的同事提图斯·昆克蒂乌斯·克里斯皮努斯之助，可以以一场决战来结束这场战争。这老兵并未因他六十年的岁月而感沉重；不论是醒着睡着，他心中都被一个念头缠绕，就是如何击败汉尼拔，解放意大利。但命运却要将胜利的花环留给更年轻的头颅。当他跟克里斯皮努斯在维努西亚区从事一项并不重要的勘查时，突然遭到一支非洲骑兵的攻击。马塞卢斯像四十年前奋战哈米尔卡，十四年前奋战于克拉斯蒂迪乌姆一样——力拼此悬殊之战，直至垂死落马；克里斯皮努斯逃走，但因伤而死（公元前208年）。

战争带来的压力

现在已是战争的第十一年了。几年前威胁罗马之存在的危急似已不存；但更因如此，罗马才感到这无尽的战争的负荷——一年沉似一年的负荷。国家的经济苦不堪言。在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以后，指定了一个特别的银行委员会（Tres viyi mensarii），由最杰出的人士组成，以永久监督国难期间的公共金融状况。这个委员会可能已经尽了力；但不管在金融上采取何等明智措施，情势却不饶人。战争初期，罗马人将银硬币与铜硬币贬值，把银的通货的法定价值提高三分之一以上，发行了一种金质硬币，使其价值超乎该硬币黄金的实际价值以上。而这种措施不久就证明不足以应付局势；他们不得不从承办人那里赊取供应品，而因之就只得默许他们不法的行为，因为政府需要这批人，终致于营私舞弊的事发展到无法掩藏的程度。为了平息民怨，公产管理官找了一桩最坏的舞弊行为，在人民面前加以指控。富有者——他们是遭受战争之祸乱最严重者——常受呼吁，要他们秉爱国之情慷慨解囊，这种呼吁并未白费。出身较好的士兵、次级军官和所有的骑兵都自动或出于团结精神而不得不拒绝薪俸。由政府武装的奴隶部队，在贝内文托之役之后获得解放，当银行委员会要发给这些奴隶的主人赎金时，他们回答道，到战争结束再发（公元前214年）。当府库中无钱再举行国家的节庆和修缮公共建筑时，原先承包这些事务的公司则表示他们准备继续服务一段时间而不求报酬（公元前214年）。和第一次迦太基之战中一样，由富有者自动捐献而建造了一支舰队并配备了人员（公元前210年）。他们用尽了属于后代的金钱；最后，在征服塔伦图姆的一年，他们又使用了长久积存的预备金（十六万四千镑）。然而罗马还是无法应付它最必须的支付；士兵的薪饷拖延得越来越危险了，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但物质上的不景气并非政府的困境中最为严重的部分。所有的农田都荒芜了，即使是战争的蹂躏较少的部分，也缺少人手除草或收割。一“麦斗”（medimnus，合一个半浦式耳）的谷物涨价到十五个迪纳里厄斯（合九先令七便士），都城的价格至少是平均价格的三倍；许多人都几乎死于匮乏，幸亏埃及的供应品得以到达，而最重要的是西西里农业的恢复使不景气不致沉沦到最低点。事情的这种状态，必然毁灭了小农，耗尽了辛苦的积蓄，把繁荣的乡村变为乞丐与盗匪的巢穴；迦太基之战留下的史料虽没有这般详尽，但从其他类似的战争所保留下来的史料则可以推知。

各联邦

比物质上的艰困更危险的是各联邦对罗马战争日益强烈的厌恨，因为这场战争耗尽了他们的资源与血肉。非拉丁社团，则没有遭到这般惨重的后果。这场战争的本身让他们明白只要拉丁民族站在罗马一边，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因此他们厌恨与否或程度多少，并不重要。不过，拉丁姆现在却也开始动摇起来了。伊特鲁里亚、拉丁姆、马西人的地区和北坎帕尼亚（也就是那些直接遭受战祸最少的区域）的大部分拉丁社团，于公元前209年都通知罗马元老院，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再供给军队与物资的支援，而任由罗马人自己去应付这场为他们自己的利害而起的战争。罗马的惊恐是极大的；但目前却没有任何办法强迫这些脱缰的社团依顺。幸亏并非所有的拉丁社团都步其后尘。高卢人地区、皮塞努姆和北意大利的殖民地，由有力而爱国的福莱杰雷领导，宣布比以往更忠于罗马；事实上，这些殖民区的人再明白不过，在这一次战争中，他们的生存比首都更为危险，而这次战争所针对的并不仅是罗马，而是拉丁人在意大利的霸权，是意大利民族的独立。片面地不履行义务当然算不得叛国，而是短视与疲惫不堪的结果；无疑这些城镇也战战兢兢，不肯与迦太基人联盟。但在罗马人与拉丁人之间仍旧有不和，而这不和自然会对这些地区的人发生有害的影响。阿瑞底姆不久就酝酿起危险的变故；伊特鲁里亚人在阴谋倒向汉尼拔，情势危险，以致罗马军队受命进军。军队与警察未经多大困难就将此运动压制下来；但这却是一个足值警惕的征兆，表示这些地区的拉丁堡垒一旦失去吓阻力，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