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13/19页）

两大主要民族　犹太人

要把帝国在政治上化归一致，最首要的条件便是保存并扩张两个主要民族，同时尽快吸收跟他们并存的野蛮民族（或他们所名之为的野蛮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犹太人跟罗马人与希腊人并列，成为第三个民族；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已无处不在，在恺撒的新帝国中也扮演着绝非不重要的角色。这一个民族，让步而又坚持，处处为家而又无处为家，处处有权而又无处有权。大卫与所罗门的继任者，对这些人民而言，其意义也只不过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对他们的意义了。无疑，那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这个民族可见的宗教与心智一体性的象征；但这个民族不仅包括它的子民，还包括无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团体分布在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各地。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与昔兰尼两城，犹太人形成了特殊的社团，在其组织与地区性上，有类于今日我们城镇中的“犹太区”，但其地位比较自由，由“人民的主人”监督，作为最高法官与治理者。在恺撒的时代以前，罗马的犹太人之多，同胞情谊之厚，从那时一个作家的话看出来；他说，总督如果在其行省触犯了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回返首都时，必然要遭受犹太人的嘘声。即使在这个时期，犹太人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商，犹太商人随着罗马商人到处移动，正如后者随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样，而各地的资本也都像流入罗马商人之手一样流入犹太商人之手。

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同样看到西方人对犹太及其观念与习俗的厌恶。犹太及其习俗，尽管在那不可人的民族大混合中并非最可人的成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家既不可忽视又不可排斥的，而恺撒也像其先驱亚历山大一样，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培植。亚历山大大帝在亚历山大对犹太主义的培植，其重要性几乎和大卫王对于耶路撒冷神殿的计划一般；恺撒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也给予犹太人特别的优惠与特权，保护他们的特殊崇拜，以防罗马与希腊本地的教士的侵害。

这两大统治者当然并未曾设想要使犹太民族与意大利—希腊民族站在平等立场。但犹太人，由于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政治组织——这潘多拉的盒子——由于基本上漠然于政治，由于一方面固不愿放弃其民族性，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因此特别能够适应这新的帝国——这新的帝国，建立在一百个活生生的国家之废墟上，因之从一开始其民族性就有些抽象，有些模糊。即使在古代世界，犹太人就是世界主义的有效酵素，因此，在恺撒的帝国中便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严格地说，他们是世界公民，而其民族性，从最底层言之，乃是人性而已。

希腊主义

但新国家中的主要分子仍然完全是拉丁与希腊人。共和国时期的全然意大利人国家业已结束；但某些谣言则纯系愤怒的贵族因猜疑与恐惧而生，例如，恺撒意图毁灭意大利与罗马城，以便将帝国的中心迁往东方希腊，以伊利昂[10]或亚历山大为首都等等。其实，在恺撒的计划中，拉丁民族始终占着首要地位，这可以从他发布法令所用的文字看出：他的法令全用拉丁文，只有发送到希腊语地区的，才兼用希腊文。一般言之，在他的君主国中，他对两个主要民族之关系的安排，和共和国时期在联合的意大利中所做的安排一样：凡希腊民族存在的地方，予以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视环境之许可尽量扩充；一切民族都要吸收归化为意大利民族。

最后这一步是必需的，因为如果希腊人与罗马人站到完全平等立场，则就可能发生数世纪以后在拜占庭发生的惨况。因为希腊人不仅在智性上明显超乎罗马人，而且大量的文化使者由被迫或自愿已迁入意大利，其影响力是绝不可忽视的。希腊侍从左右了罗马君主，是从君主制之始就存在的现象。这一长串令罗马人嫉恨的人物之中，最早的一个便是庞培的心腹佣人米蒂利尼的塞奥法奈斯，由于他的能力足以驾驭软弱的主人，可能是促成庞培与恺撒的破裂最有力的一人。因此，在他死后，希腊人几乎把他当做神明来敬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是他开始了帝国时期的“贴身男仆”（Valetde Chambre）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