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9/10页）

而且没有大陆方面的“经济改革”，我尚不可能有此坚强的自信。我和李公约瑟在1974年的论文案已提及：我们所谓现代社会，亦不外一个以商业条例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现代商业发达端赖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人才与所有权分离，不受家族地域之限制，而且技术上之支持因素全盘活用，如交通、通信、保险业、律师业。此亦即社会上所有之经济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

此后我从阅读欧美、日本各国之事例看来：一个国家若要进入此种境界，先必重建国家之上层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及最高主权。因之对外能独立自主，对内能设计主持，保护和增进如此一种体制。这国家之基层组织也要再造，以剔除用皇权、宗教、职业传继、土地所有、劳动力受束缚各种条件妨碍交换的情形。再进一步建立上下之联系，在实际交换及分工合作时厘定权利义务关系，使整个体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因为资金贫乏，土地分割至小，农村之劳动力不能输出，尤其无法执行初期的存积资本，所以全国扰乱动荡几十年。现在看来各种困难均已被打破或逐渐将被打破，所谓经济改革亦非仅政策，乃趋向将农村剩余之劳动力转用于制造业与服务性质之事业，创立新体制。至此长隧道前已露曙光，实乃五百年未有之奇遇。吾人处境有如脱出于魏晋南北朝之分裂局面，进入隋唐建国立制之阶段。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

至此中国历史才确切地与西洋文化汇合，我们读西欧近代史才更了解今日中国在历史上之旅程。反过来说，我们亲临着中国变动期间之事态，也更对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多一重认识。面临这种机遇，我不仅自己业已无法分身，也曾建议李公让其他合作者完成《科技史》之技术部分，他自己集中于卷七结论部分，着眼不仅在科技，而着重英文书衔之“文明”（civilization）。李公1942年任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主要之任务在使中国人士了解他们自身文物上之成就，此目的经他数十年不断鼓吹，成效已超过预期（我自己即深受他的影响）。至此之领导力量大可指示我们今后出处。我的写作既已多承他的启示，我们也于1973年即有约，所有研究成果，彼此均得个别发表，但有的共同使用，我之书刊如有一得之愚，李公及其合作者亦可采用于《科技史》无须征求同意。但他不愿如此，只在卷七注释中提及拙著《中国大历史》。

中国社会经济情形如何促进或迟滞科技之发展？诚然一个负问题，不易获得正面答案，可是今日看来当中亦必有一个用进废退之概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官僚主义之社会凡适用于官僚主义之事物则提前占先，不适用之事物即罕有注意，官僚主义既注重间架性设计，即对精确之衡量无用场，其对称与均衡有助于诗词歌赋与山水笔墨，而无意于三角及微积分。反面言之，一个现代社会乃一个商业为主体之社会，其中各种事物均需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则标准化、成批制造、合作分工、细处协定均成为时尚要求。惟其能锱铢计较才能在精微之处讲求效率。因着20世纪之演进其情形愈为明显：大凡科技原理，已被发现部分及尚待发现部分，古今中外通用，因属自然法则（此李公称law of nature，以别于natural law），实为上帝赐予全人类。但已发现部分、通用部分及粗率解释部分（通常称为曲解或误解）代表当时当地社会之形貌。中国社会为多数农村之大集团，其科技亦代表此等社会对宇宙之了解。现代社会代表全世界通商分工合作，科技之发现及引用，亦随时代转移。不仅传统中国之阴阳五行李公称为“档案箱”（file cabin）者须代之以可以用数目字证明（此亦李公语）之科学，即牛顿之光线为微粒说（corpuscular theory）者亦早已为波状说所取代，其演进当然与社会经济有关，因为经济亦不外生活之另一面。是以牛顿为剑桥大学教授，亦为英国造币厂厂长，即李公与我在职务庶务之遭遇，亦仍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中之小波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