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4/11页)

[168],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169]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170]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171]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172]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173]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