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5/21页）

从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能确认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击溃，但是继续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厌恶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数派社会党；二是温和的多数派社会党，他们暂时和天主教中央党、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民主党派合作，从而给予魏玛共和国一口苟延之气；三是正在增长的保守主义右翼，最初它被战败所震惊和瘫痪，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复，把自己作为传统德国价值观真正的承担者。战后政治的标志就是这三股势力，但是当埃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同传统的军事工业精英在1918—1919年达成协议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占据上风，因此也预先阻止了在德国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当中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眼中使社会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 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绍的第41巴伐利亚警卫团的汉斯· 克诺登，给巴伐利亚的总理古斯塔夫· 冯· 卡尔递交了一份标题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建议》的紧急报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几乎和1942年1月万湖会议规划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位年轻人被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描述为“特别善意的、可敬的年轻人”，他受到最高贵的拯救民族和国家于不幸的崇高意图的促动，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议”：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