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7/21页）

这种恶毒的心态与来自被围困的保守主义右翼的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仇恨态度相互滋润。这些右翼包括公务员、军官、学者、企业家。在紧随德国战败的最初震动之后，极端右翼对它的政治对手发起了歇斯底里的战役，犹太恐惧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最初的动因来自海因里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联盟，它得到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越来越极端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动追随者视新的民主是来自犹太人的毒药。他们主张犹太人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出来的，不如说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投毒者。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邪恶的，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这位枢密院顾问代表着一个数量稀少、政治上危险的封建精英团体，它正受到被社会民主广泛力量替代的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犹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中拉响了反犹太人的警报。在书中，他谴责已经推进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选举，认为它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民主欺诈。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战败，却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自用弹药库，借此他可以继续把所有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联盟与军方携手，在破坏1914年“国内和平阵营”中发挥了作用，发动了一场经济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组织良好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是诽谤不同的阶层和种族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领导人正企图在魏玛奠定新共和国基础的时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联盟建立了德国保卫和抵抗联盟。这是一个反民主的和犹太恐惧症的武装行动团体，它的目的是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战，清除“犹太人有害的、毁灭性的影响”。这个种族主义组织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方面预演了纳粹运动。在整个德国，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变成大区和分部，并发动了宣传的闪击战。根据阿尔弗雷德· 罗斯的观点，1920年就发行了764.2万份宣传品。另外，这个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并拥有自己的“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和人类学月刊》。这两份出版物上都印有万字徽。

正如罗伯特· 维特指出的，保卫和抵抗联盟不仅为纳粹主义准备了道路，而且也推荐了纳粹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著名的有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他是1923年至1945年间德国最臭名昭著的犹太恐惧症杂志《突击手》的编辑；迪特里希· 埃卡特，青年希特勒的导师，他和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共同编辑了纳粹党的党报《种族观察者报》；年轻的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他是党卫队的领袖，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导，以及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除了给志趣相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提供友好的支持外，保卫和抵抗联盟还把目标锁定在战后心怀不满的人身上，它包括大量的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经济上穷困潦倒的人。这些德国人遭受了战争、革命、复仇性的和平条约的重击，对他们的国家未来真切地充满恐惧。就是在这一如此混乱的状态中，这个联盟和类似的犹太恐惧症组织开始投下了它们的诱饵，蓄意激发潜在的和明显的反犹太人的偏见。用克拉斯同伙康斯坦丁· 冯· 格布萨特尔将军的话来说，犹太人可以用避雷针来防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访德国的不公正行为。这样，数量不断上升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将犹太人挑选出来作为每一件错误的替罪羊。

首先，犹太人被谴责为逃避军事责任而破坏了战争的成果，他们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收获，剥削国家资源和经济资源，鼓励外国犹太人作为廉价工人流入德国，但实际上这些工人是作为他们种族同谋的同胞来颠覆德国的血统。其次，犹太人被谴责给予革命者、心怀仇恨的政客以支持和鼓舞，他们正通过赔偿、领土割让、粗鲁的轻视和羞辱奴役着德国人民。第三，犹太恐惧症患者拒绝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把它视为“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它的宪法是由犹太人雨果· 普罗伊斯起草的，它的民主性质是以有利于犹太人的方式制作的。最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文化变化开始在德国民众的生活中清晰可见时，犹太恐惧症患者几乎立刻谴责犹太人，要他们为所有消极性的后果负责，其中包括现代主义明显的堕落，以及折磨着更多民众的社会经济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