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8/21页）

推翻一个根植于蓄意的谎言或者妄想之中的负面影响是困难的，并且一些犹太人对彻底消除犹太恐惧症感到绝望。阿尔伯特· 巴林在自杀前不久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掌握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但是必须以顺从的方式观察它们的变化。我被深深的、无法摆脱的忧郁紧紧控制。”巴林的绝望是早熟的，也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1919年至1923年间，这种引发大屠杀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业已诞生，它已经具备了先前提及的奇思怪想的所有性质：紧随着战败及其结果（革命、《凡尔赛条约》、政治动荡、经济崩溃）之后灾难综合征的释放；对群体灭绝的恐惧；被普遍接受的“启示”和选举的迹象；对极端邪恶的揭露；为创造新的、重新获取活力的第三帝国，赎罪的政治力量发起的动员；等等。就是在一个小型的、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种族主义啤酒屋俱乐部的圈子里，这类想法和信念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最终被投射到整个政治舞台上去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是德国的现象，而非纳粹的现象。毕竟“纳粹”是这样一些德国人，他们信仰纳粹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种族优越，一个受管制的和同质的社会共同体，服从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元首，生存空间的征服，创造一个持续千年的新的日耳曼帝国。不可能清晰确定有多少德国人相信纳粹主义全部的五个主要特征，多少人相信部分，多少人一点也不信，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能够使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从纳粹分子掌权之前的投票数据，从战争不利时对他们政策的热情支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数量可观的、所有社会集团的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似乎全部或者部分认同这些纳粹的原则。他们坚持这些原则的原因是某些遗传的文化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了固化，并教导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尊重权威，羡慕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德国所有一切的优越性，怀疑——假如不是蔑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纳粹分子建立了这些民族中心论的文化特性，使它们大大超越了第二帝国已经达到的夸张地步。他们带入到已经十分夸张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当中的热情力度，连同他们发动实施它们的疯狂决心，对头脑清醒的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来说是新颖的，也是令人惊恐的。

纳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调动了一个现代技术国家的所有资源，用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灌输给德国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设计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得知：纳粹分子在整个德国民众那里成功地布下了他们的妄想之网，但是，他们是如何使德国民众紧密地涉足他们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杀——将是留到最后一章来解决的问题。开始必须说的是，纳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国人，他们有着将这一信仰植入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之中的疯狂决心。他们的信仰不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失常，它植根于一些德国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建基于其上并加以夸大。当然，德国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相反，德国人沿着妄想和毁灭的道路前行，而这条道路是由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他们绘制的。

纳粹运动产生于巴伐利亚战后的混乱。在六个月的时间里（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亚被一系列政治动乱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库尔特· 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施瓦宾“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恐怖统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这支力量最终为初期的纳粹运动准备了基础。艾斯纳和大多数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苏维埃形式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是犹太人的事实，给普通巴伐利亚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强化了已经存在数个世纪、潜伏的基督徒反犹太人的偏见。随着极端左翼的毁灭，巴伐利亚政治指南针的指针无误地指向极端右翼。社会主义名誉不好的实验，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颠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试图通过他更为聪明的宣传，把这些力量之间的联系强行敲打进许多巴伐利人的脑子里，不过在此前很久，他们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