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9/31页）

莱奥· 贝克是德国犹太人代言人之一，他是战后出现的犹太人内核中最具有指挥力的天才之一。由于出生率的下降、通婚、世俗化，这批代言人一直担忧核心信仰者的减少。据估计，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居住地柏林，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与不信犹太教的人结婚。约翰· V.H.迪佩尔对决定留在纳粹德国的六位著名的犹太人生活进行了研究，显示他的六个对象已经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以至于当这个国家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难以拒绝这个国家。这六个对象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著名的银行家马克斯· 沃柏格，右翼青年领袖和青年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 舒普斯，柏林随笔专栏作家贝拉· 弗洛姆，《犹太评论》的犹太复国主义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莱奥· 贝克。把这六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都在纳粹大屠杀幸存下来，都在纳粹待了一段时间或所有时间，身后留下了未受到大屠杀影响的富有启迪性的记录，这些记录更能聆听到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智；这些记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错误估计了来自纳粹运动可怕的危险。迪佩尔把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比作一次虐待的婚姻，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家庭关系。他引用了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回答哈依姆· 魏茨曼的话，后者恳求这位化学家应该逃离他慕尼黑的家：“一个人不应该离开他的母亲，即使她的所作所为非常糟糕。”德国犹太人悲剧性的脆弱，源于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的，而这个看法处在一个正在被颠覆、变得越来越非理性的世界中。

当然，从六个人的生活中归纳适合所有德国犹太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的记录似乎确认了这六个人假如不是典型的话，至少不是非典型的，因此是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极好代表。除了维尔施和贝克，这些德国犹太人完全世俗化了，要么放弃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要么只是“三天犹太人”，即只在主要的宗教节日去犹太教会堂。他们所有的人都适应了德国社会，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知识架构、看待现实的习惯方式，都熔铸到本质上是德国的模子当中。这一事实和战后已经变化的历史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开始急切而焦虑地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犹太人的生活性质。几位非凡的犹太神学家担任了这一重新审视的先锋，著名的有马丁· 布伯、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莱奥· 贝克，他们试图从传统的犹太教中明确地表达出现代的信息，而不破坏其基本的神学前提，或者不破坏其制度性的行为。和许多其他宗教的和世俗的犹太思想家一道，他们也苦苦思索在现代世界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1886—1929）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一个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也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他计划皈依基督教，但是在1913年以戏剧性的方式恢复了他的犹太教信仰。1913年，当他在柏林的一个犹太教会堂参加赎罪日仪式的时候，他体验到了神的显现，这种显现揭示了亲近上帝不需要依靠耶稣的中介，而是向所有向上帝开放心怀的犹太人开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茨威格服役于巴尔干前线的德国军队，那时他写作了《拯救之星》，在其中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宗教硬币的两面，以它们各有特色的方式讲述着真理。他的宗教方式是一种在宽广的宗教框架中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注定在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当中引导出宗教的再次觉醒。它强调与上帝直接的、个人的、经验的遇见，无论是《塔木德经》对合乎教规的行为的信赖，还是虔敬派哈西德主义把宗教狂喜和上帝自身混淆的情绪性，都不能妨害这种遇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森茨威格移居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创办了自由犹太人学堂，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离开他们信仰的边缘，回到其核心或者中心。1922年，他一直受到全身麻痹症的折磨，但是直到1929年去世之前，一直英雄般地从事他一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