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第7/15页）

法：甘地夫人，您不是教徒，对吗？

英：怎么说呢……这取决于对“宗教”这个词的解释。我不去庙宇，也不拜佛，我不干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把宗教理解成信仰人而不信仰神，理解为努力使人变得好些，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我是教徒，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法：希望这不是一个使您感到为难的问题，甘地夫人。

英：我不为难。为什么？

法：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会使您为难。您一直宣称执行不结盟政策，可是去年8月您签署了印苏友好条约。这两者难道不矛盾吗？

英：不，我认为不。不结盟是什么呢？不结盟意味着，我们不属于任何军事集团，不受任何国家的影响，保留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权利。签订印苏条约后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想都可以，我们的政策不会由于同苏联的关系而改变。我们清楚地知道印度的命运是与人类的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您会说，不管怎样条约是存在的，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同于对别的国家的态度。是的，条约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单方面存在。请观察一下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您将看到对苏联来说，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国际事务中，条约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不会阻挠我们成为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他们的朋友那样；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发挥不结盟的作用，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发挥作用那样。我向您保证，不管苏联、中国、美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喜欢或不喜欢，我们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决定。您还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吗？签订这项条约以后一个月，有人问周恩来，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会有不同。”

法：印度即将在河内开设大使馆，到那时，情况就不同了。事实上您是越南问题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主席。在河内建立使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将不再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吗？

英：我不知道……问题是产生了，这是明显的……但我还没有考虑怎样去解决。谈这个问题……咱们还是来谈吧！请注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做不了什么事情，从来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留不留在那里有什么关系呢？决定在河内开设大使馆以前，我曾考虑了很久，但是作出这个决定时确实并未使我感到棘手。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就是那样，在西贡，情况完全不正常。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满意。

法：那么那些认为您比您的父亲左一点的人是有道理的？

英：请听我说，我不把世界分成右和左。我不在乎谁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即使我们使用这些名词，而且我自己也使用，但它们已失去了任何含义。我对这样或那样的招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解决问题，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我是有一些目标的，这也是我父亲的目标：使人们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消灭经济落后带来的后果。我要达到这些目标。我要以最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不管人们把我的行动说成是左或右。我们在银行国有化时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并不赞成国有化，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国有化或者把国有化视为医治一切不公平弊端的万灵药。我赞成必要时实行国有化。当我第一次谈到国有化时，我的党由于一派赞成一派反对而搞得不知所措。为了不使党分裂，我建议暂时妥协，给银行一年的时间，看看他们是否能证明国有化是没有必要的。一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有钱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朋友手中。于是我做了银行必须国有化的结论。我们把银行国有化了，根本不考虑这是社会主义行动还是反社会主义行动，而只认为这是必要的行动。谁要是仅仅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左派而搞国有化，我认为这样的人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