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8/16页）
法：您就这样成了共产党人？
阿：不，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作出决定，我考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的小组是由“正义与自由”的先驱组成的。我与埃内斯托·罗西[18]是莫逆之交，要是我不加入共产党，我会成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可是当埃内斯托·罗西来找我，打算在那不勒斯组织“正义与自由”小组时，我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事实是，在他找我以后的十天，即1929年11月7日，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是的，我加入共产党是由于看到这个党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由于与其他方面已经联系不上。当然，在这之前我已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也深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苏联正谈论五年计划，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陷入经济危机。我在罗马停留时，拉马尔法对我说：“你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他道：“你才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拉马尔法总想卖弄学问，当时就是如此。
法：我不禁要问，你的自由党人的出身是否与您今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有关。
阿：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可多啦，试想，一度甚至有人称我为毛分子。但是，标签就像时装那样变化多端。我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右派，也不再认为自己比我的同志们更宽宏大量。我已说过我曾经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我执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我已说过我一直是跟随陶里亚蒂的，我跟他吵嘴也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分歧，例如，参加巴多利奥政府是否适宜这类事情。像所有的新党员一样，我犯的某些公式化错误显得特别突出，只有党承认这些错误时我才承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们决裂，而这一点正使我成了与人们笔下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例如，我写过语言极其粗鲁的东西反对南尼，但他回答我时，公正地注意到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新党员的粗暴。我与我的政敌争论时始终是非常激烈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我的打法一直很粗野。这也是由于我的暴躁的性格所致……
法：那么，自由派共产党人这个特征是从哪里来的？
阿：这可能是由于我一直主张民主力量团结的政策，讨厌并摒弃60年代的左倾公式化，也由于我多次强调，那种把凭空设想的、教条的公式应用于意大利社会的尝试是个错误。我还认为，当人们还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为搞社会主义而提出改革的主张也是个错误！如果人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搞社会主义……那么就搞，不是这样吗？我始终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医疗制度需要改革，是因为病人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疗；学校须要改革，是因为学生应该得到良好的学习条件。脱离全国的现实是糟糕的，因为等于脱离群众的利益。请注意，我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称号是因为当时我正与一些被称为议会外的小组——例如宣言派——进行激烈争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不接受异化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力量和有过血的教训的政党。开始阶段它可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以后你们将作为异化物被抛弃，因为你们是些脱离现实、令人厌恶的人。
法：您曾称那些议会外分子为“红色法西斯主义”，是吗？
阿：是的。我曾经说过，现在仍这样说。法西斯主义可以戴着黑色面具出现，也可以戴着红色面具出现，但终究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有同样的心理基础，也有同样的反民主论据。我永远不会忘记，法西斯分子的旗帜开始时五分之三是红色的，五分之一是白色的，还有五分之一是绿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再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革命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吗？纳粹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啊！对年轻人，我们成年人能起的最好作用是跟他们说心里话，不要为了讨好他们，讨好左倾观点，而装做自己似乎也很年轻。我对那些年轻人始终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不跟他们挤眉弄眼。1968年5月我曾写文章指出法国的五月运动不是革命形势而是社会危机。这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破裂。拉丁区不是巴黎，巴黎不是法国。法国是一个带有乡土气的、农民式的、往往是保守的大国，即在五月运动里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的国家。算了吧！靠竖起白铁皮的路障是搞不了革命的，真正的革命要死人，而法国的五月运动没有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