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12/18页）

苏：我可以郑重地向您起誓，我们社会党人同这些肮脏的勾当毫无关系。我完全可以向您起誓，没有一个社会党的军人参与了袭击。有许多次，社会党的军人赶去援救共产党人。我们还公开谴责这些事件。我们以谴责反基督教民主行为的同样精神和同样坚定性来谴责这些事件。但是在谴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会激起人民的愤怒，为什么准备很好地对待共产党人的人民突然反过来反对他们。请您相信我：过去在北方发生的和现在仍在发生的事并不是反动派操纵的。反动派在人民的心目中毫无威信。过去和现在在北方发生的事是共产党人在葡萄牙横行霸道的结果，是葡萄牙共产党的政策所造成的，更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机构所造成的。它在一年中招来的反共主义，比萨拉查和卡埃塔诺在50年的宣传中所鼓吹的反共主义还要多。

法：您认为这是库尼亚尔个人的过错吗？

苏：对，在很大程度上有他个人的责任，因为他对葡萄牙共产党有极大的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有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我了解他的中央委员会和他的书记处，知道库尼亚尔对他的同志们的控制达到了什么程度。我还得补充说一句，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这样的人，我经常想到人是历史的工具或体现者，历史上的重大运动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的浪潮。但通过一年来在葡萄牙看到的，我开始相信起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法：帕斯卡说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短了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

苏：唉，是的，人是起作用的，人是起作用的。

法：人的感情也起作用，有时，我认为，您和库尼亚尔存在着个人的斗争。

苏：噢，不！不！恰恰相反，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不是这样。我年轻时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智慧、勇气和信仰。您知道，他以前是我的老师，在我父亲创办的学校里执教。是的，他是教师，而不是像您采访他时他所说的那样是校工。他告诉您说是校工，也许是为了使自己更带有无产阶级的色彩。那时，他已毕业于法律系，我父亲聘请他担任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代理教师。我父亲没有聘请他担任正式教师，是因为正式教师必须得到国际卫国警察的批准。他被国际卫国警察逮捕过，上了共产党人的名册。我说过，我一直是钦佩他的。当时，我16岁，他仅比我大12岁，但我很钦佩他。尤其在他受审的时候，他表现得相当出色、自豪而有胆量，我为此向他致敬。至今我还记得他那次进行了3小时之久的自我辩护。那根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向萨拉查发起进攻。那次堪称为后人榜样的进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其实，他在狱中的行为也可成为楷模。这些情况我是了解的，因为那时我天天都见到他的父亲。他是那次诉讼中的律师。您采访他时，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可怜虫，这并不是事实。他的父亲名叫埃韦利诺·库尼亚尔，是个有名的律师，有名的历史教授。他的母亲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太太，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裕。这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我常到他们家去。

法：但是为什么库尼亚尔在谈自己的生话时，非得给我说那些小小的谎言呢？

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我也不了解库尼亚尔。譬如，他告诉您说，他既没有在布拉格流亡过，也没有在莫斯科流亡过，而偏要让您相信他曾在巴黎流亡过。这并非事实。在他流亡期间，我几次遇到过他，还在布拉格见过他。有人告诉我说，他曾同库尼亚尔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了四年。库尼亚尔是如此的热衷于使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譬如，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已婚，他的婚姻是国家的机密。据说，他有一个女儿，但这也是神秘的。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女儿，为此而感到自豪，把她介绍给大家认识。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在电话簿上，而库尼亚尔的地址是秘密的。唉！是的，库尼亚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过去我曾当过部长。当我们一起在国务会议上时，我一面观察他，一面想道：“他有极大的自制能力，但有时也会失去平衡，好像他的思维能力和他的敏感性不协调。思维是明晰的，但却不够敏感。”后来我想，也许他入狱和流亡的时间太长。我坐过监狱，但时间不长，每次只有6个月。我也曾被流放过，但时间不长，只有几年。而他有13年的时间被囚禁在监狱中，有14年的时间被流放，还有10年的时间处在地下秘密活动中。他脱离葡萄牙的现实前后将近40年。他现在怎么能理解这种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