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5/18页）

法：全面失败，也许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作为借口来说，你们政治家一无所能，现在由我们军人来掌握国家，我们用棍棒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苏亚雷斯没有回答，继续着他的论证。）

苏：人们并不清楚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像古巴、阿尔巴尼亚或某些东欧国家的那种人人都一样贫困的社会主义吗？我们社会党人不要这种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集体的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譬如说，我们来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吧，但我们准备怎样经营管理国有化的企业呢？在经营管理中，工人如何发挥作用呢？是由劳动者还是由国家和政党委任的官僚来经营企业呢？我们来进行土地改革吧，但谁来改革？是农民呢，还是国家？我们不要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换个老板我们不感兴趣。不仅如此，还要保留私人的部门。保留哪些部门呢？怎样刺激这些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呢？是给他们分红，还是什么也不给呢？如何鼓励尚未国有化的企业主，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就让他们生活在明天就要被剥夺财产的恐惧之中呢？回答我们的是沉默。

法：苏亚雷斯，我必须向您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些军人极端分子想完全控制国家，为此他们煽动混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苏：您应当了解，此时此刻，我不喜欢谈军队的内部情况。您应当了解，我不想做，也不能做有损那些可能会指控我搞分裂主义的人的名誉的解释。在今天的葡萄牙，分裂主义是另一句时髦的话……我应当把武装部队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它信仰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信仰军人同政党达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我应该把他们当做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当做各种潮流的大杂烩来对待。他们的分裂对我没有好处。显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说话和行动。但在我们政党面前，他们的行动好像是完全一致的，是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我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话，那么葡萄牙的革命再也不可能了。我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我投身在革命之中。

法：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的危险，您是否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苏：我是悲观主义者。这倒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首先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我们正在耗尽我们的白银储备，已经准备开始耗费我们的黄金储备。我们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每年存在着560亿埃斯库多[3]的差额。殖民主义战争和政局的急剧变化造成的种种后果，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始终是受国家保护的：是一种靠殖民剥削的寄生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一倒台，资本家便纷纷逃到国外。他们抛弃了一切，留下来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那时在葡萄牙存在着九个经济集团，它们集中在银行界。随着银行国有化和这九个集团的头头被赶走，所有的经济领导人员都迁居到国外。我指的是那些逃亡到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经理、管理人员、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发放贷款。谁准备给我们发放贷款呢？谁准备在葡萄牙投资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法：我们假设苏联，对它来说，可能是值得的。

苏：我不相信，即便我们到了独裁的人民民主地步，我也不相信。在葡萄牙古巴化之前，共产党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正是这样：“以后谁来支付这笔账单？苏联吗？”如果我是库尼亚尔的话，我不会依靠它。苏联不可能再把共产党的葡萄牙，即另一个古巴背在自己的身上。在经济上和国际关系中，古巴使它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带给它的东西却很少，几乎没有。难道它值得再用葡萄牙去重复这种试验吗？从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来考虑，代价也是极大的。诚然，我们可以设想在我们没有成为独裁的人民民主的情况下，苏联准备帮助我们。我们中的不少人想知道它将以此换取什么东西。我们不愿被美帝国主义殖民化，也不愿被苏联帝国主义殖民化。结论是出路很少。实际上我们仅能依靠劳动者在国外的收入。他们拥有一百多万人，选举结果公布后，他们又继续寄钱回国。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选举结果毫无作用时，他们是否会继续寄钱回来呢？我们姑且不谈旅游业，这种混乱状态当然对旅游业不利。里斯本旅馆现在接待的顾客只达到它的容量的10%。游览地空旷无人，即便来了一名游客，他遇到的也是旅馆和饭店在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