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9/27页）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事实证明，斯大林基于两次大战间的经验所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几个基本假定，都是不成立的。首先，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结盟的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斯大林未能认识到，纳粹政权在1945年春的垮台让大部分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心怀警觉。正如1948年之后西德政局的新发展所证明的，在那里，最有力的因素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经济正常化的渴望、传统的地方分权观念以及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以追溯到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第一帝国中的统治地位的抵触情绪。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莱茵兰中、上阶层中得到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支持使他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