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hame 羞耻（第4/8页）

所以，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的“最终之章”中描述了纳粹在一群惊恐而冷漠的囚犯面前当众绞死一个抵抗者。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虽只是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脑海，但在“后来”却重新浮现——你也可以，你当然也应该去抵抗。这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可能感到无情的反感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卡波”，但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十八岁意大利小伙子恢复勇气（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勇气）。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便感到无比慰藉。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肯定是些希望的话语，也许凭借我二十五岁的年纪和三个月的“老资格”，编了几句“新来者”可以接受的谎话，无论如何，我赠予他短暂的关心。但我也不安地记得，在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其他请求耸耸肩膀。这时，我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也深深吸收了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则，并时刻遵守着它——首先要照顾好自己。我从未发现谁能比埃拉·林根斯－雷娜在《恐惧的囚徒》（Prisoners of Fear）一书中将这一原则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尽管这位女医生如此表述，但事实仍证明她勇敢而慷慨，拯救了许多生命）：“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1944年8月，奥斯维辛酷热难当。炎热的热带季风从空袭中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刮起阵阵尘埃。干燥的风吹干了我们皮肤上的汗珠，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的缓解（我们在从意大利来这的火车车厢中意识到这一点），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秩序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让一个地方变得理性而确实）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