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hame 羞耻（第6/8页）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这不可能知道，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作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钱恩（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如何幸存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里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作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作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作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地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