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2/13页）

我并不信任我的德国出版商。我给他写了一封近乎侮慢无礼的信，警告他不要删减或修改我书上的哪怕一个字，我还坚持让他随着翻译工作的逐步进行，一章接着一章，分批发给我翻译的手稿。我不仅要检查其中的词汇，也要检查翻译对原作者的忠诚度。在第一章中，我发现译者对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我收到了译者以完美的意大利语写的一封信。出版商已经给他看了我的信，我并不需要担心，既不用担心出版商，甚至更不用担心他。他自我介绍：他和我岁数相仿，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除了作为一名翻译，他还是一名意大利语专家，一名专门研究哥尔多尼（Goldoni）的学者。他也是一位“例外”的德国人。他曾应征入伍。但他发现纳粹主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厌恶，因此在1941年托病被送入医院，并设法利用他所谓的“恢复期”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他获得了缓役，留在了帕多瓦，并和康西托·马尔凯希（Concetto Marchesi）、梅内盖蒂（Meneghetti）、皮金（Pighin）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接触。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停火之后，德军在两天内军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我的翻译“自然”加入了“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帕多瓦游击队，在科里尤加内（Colli Euganei）抗击萨罗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和他的同胞。他毫不迟疑，感到自己更是一名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一名游击队员而非纳粹党徒，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艰苦的生活、危险、猜疑，以及苦恼。如果被德军抓住（而他事实上已经知道党卫军在抓捕他），德军必然会残忍地杀死他。而且，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一个逃亡者，甚至一个叛徒。

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柏林。那时的柏林还没有被一道墙分成两半，而是由当时的“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组织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共管政府来管理。在意大利的游击队经历之后，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没有一点外国口音。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对哥尔多尼的热爱，所以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是安吉洛·贝奥科（埃尔·鲁赞特，Agnelo Beolco Il Ruzante）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将贝奥科的作品引入德国。接着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如柯罗迪（Collodi）、加达（Gadda）、达瑞格（D’ Arrigo）、皮兰德娄（Pirandello）。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并不丰厚，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从而让他每天本该得到更公平收入的工作进度过于缓慢。尽管如此，他从未下决心在某个出版公司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有两个原因：他热爱他的独立，此外，更微妙的原因是，在间接上，他的政治经历耽误了他的前程。并没有人告诉他，一个逃亡者，即使在极为民主的波恩德国（即西德），即使在四方共管的柏林，也是“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翻译《活在奥斯维辛》一书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本书与他有一种亲和力，它通过它的内容证实了他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翻译它让他能够继续通过他那沉默而勇敢的方式与他误入歧途的祖国进行斗争。当时，我们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亲自看望对方，所以我们之间不断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我们俩都是完美主义者，他通过他的职业，而我，尽管找到了一个盟友，一个珍贵的盟友，但我担心我的文字失去色彩、失去内涵。当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看到自己的思想被搬动、被折射；当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检查词汇是否被误解、被删改，或者，甚至由主语言中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化——所有这一些，那永不休止的苦恼、毫不轻松的冒险生平第一次抓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