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4/13页）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活在奥斯维辛》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给我写的40封信，也就是说，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在所有的信中，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于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 T.H. 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

亲爱的莱维博士：

您的书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本奥斯维辛幸存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既然您，在经历过所有的恐怖之后，再一次要求德国人民“去理解”、去“唤醒回声”，我大胆尝试做出一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回声”，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让我们感到恐惧：他没有限度，没有约束！《创世记》第8章第21节的话很适合他，“因为人心的智从年少时便是恶的”，而您当然也会知道，在当代，在潜意识领域中，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法的可怕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恶魔被释放”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约束，没有意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南美整个土著人口的灭绝，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的屠戮，纳尔西斯（Narses）统治意大利时对哥特人的屠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恐怖的迫害和大屠杀。谁又有能力去“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呢？

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对于这些问题，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一个叛徒？而且，无论如何，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只有叛徒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