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语（第3/9页）

较之封建贵族政治，官僚政体下社会上下层之间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在非常情况下，草寇亦可起为天子；在正常情况下，厮养亦可擢为卿相。下层平民经学习获得知识的广泛可能性，“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需要大量具备相应知识技能者充任官吏的理性行政机构的存在，都促成着社会上下层的活跃对流，使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才主义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向来就具有较高的期望与要求。但与之同时，在官僚帝国政体之下，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专制君主；官僚既是行政官员，又构成了特权利益集团；国家既是社会管理机器，又是阶级统治机关。皇帝与官僚，一方面要维持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保证其吏员的素质与更新——这不仅是为了社会管理，也是为了其长远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官位占有而获得更多特权与权力的要求，又导致了诸如嗣王嗣侯、任子、门荫、恩荫等法以及滥封滥授、因缘为私等等现象以及皇宗皇族、近侍集团、武功集团、文官集团、士族门阀集团等等围绕适合于一己的选官方式的权力斗争。

皇权与官僚，都可能破坏官僚政治，也都可能维护它，但此二者仍然有一定差异。皇权是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又只能通过这一机器才能实现权力。在专制君主制下，社会上下层流动，在正常情况是绝不允许流入皇帝或皇族这一层次的，因此皇帝的特权有更多的保障。维持社会流动，对皇权更为有利。因为这不但保证了官僚的素质与更新，而且能够抑制门阀化、贵族化与封建化倾向可能对皇帝权势的过分分夺，从而维护了集权专制。但官僚就有某种不同，他要维护特权，就必须阻碍社会流动，才能终身地与世袭地占有官位。在“选贤任能”的原则造成的活跃流动之下，必然经常有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和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的情况。至于社会下层广大士人，当然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地位。

汉代察举制度的顺利实施，是以强大的皇权与普通士人的普遍存在为条件的。魏晋以来，察举制的实施遇到危机，其地位在不断下降。其原因，则在于一种身份性的特权集团——士族阶级的发展。他们利用九品中正制度和清官入仕迁转制度，世代独占高品清位，由此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局，社会流动大为停滞，“以族取人”的士族政治严重损害了官僚政治。如果官僚政治妨碍了皇帝特权，那么专横昏庸的皇帝往往迫使官僚政治屈从于其专制权益，例如汉灵帝的西园卖官；但如果使皇权在官僚政治与士族政治之间作一选择的话，那么皇权却将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皇权固然必须给予官僚以相当特权以换取其合作，但并不情愿让其过分分割其权势，以至落到“主弱臣强”，“王与马，共天下”的程度，除非他力不从心。魏晋君主，在试图抑制士族政治过分发展和设法补救士族政治的弊端之时，都曾在振兴察举制上做过努力。但皇权自身在当时也处于衰落之中，所以它并未能够挽救察举的颓势。到了南朝时期，复振的皇权已能够驾驭士族，察举遂有复兴之势。但士族虽已屈居皇权之下，却仍然稳固地凌驾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因此皇权和士族在分割选官权力和确定选官方式之上，就只能在这样一点上达到平衡：一方面士族步入了察举之途参加策试考试，改变了纯依门资的旧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察举之途加以垄断，寒人仍然难以厕身其间。只要士族特权依然存在，察举到科举的转变就不会最后完成。因为这一特权阻碍着普通知识分子的同等参试权利，那么作为察举到科举的最后分界之点——“投牒自进”制度就难以产生。北朝中后期，皇权——官僚政治处于复兴之中，士族政治日趋没落，察举中门第限制大为松弛，社会上普通知识分子亦因之大量涌现。时至唐代，皇权——官僚政治已经足够地强大了，察举制不但被及时地承袭下来，而且还迅速地发展为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