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语（第9/9页）

(3)搭截出题之法，就是明显的例子。如清嘉庆中鲍桂星为河南学政，取《孟子·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一句中“顾鸿”二字为题，取《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中“及其广大草”五字为题。又俞樾为河南学政，取《论语·季氏》“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句之末三字与《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句之首三字，合为“君夫人阳货欲”而为考题，皆是。这虽然是个别现象，却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一种内在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4)又如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科目”条记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请更革科举，称“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首相鄂尔泰之驳议中，承认舒赫德的指责切中时文之弊，但他所取的仍是苏轼的立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及今殆四百年，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他指出，即使改行察举，同样会有相应弊端因之而生，“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他与苏轼的看法，虽属保守态度，却也颇有通达之处。一种选官制度的效能有赖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一背景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其弊端不可能得到根治，只能斟酌利害、因时立制而已。

(5)朝廷确实有过恢复察举的尝试，但均未成功，如唐代宗宝应中，“礼部侍郎杨绾奏诸州每岁贡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旨州县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其明经、进士、道举并停。旋复故矣”(见《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又《明史·选举志》记明太祖洪武六年“遂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于是罢科举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至永乐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明太祖所设之察举科目，多袭汉之旧，这或可为赵翼“明祖行事多仿汉高”(《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之说作一佐证；但士林学于更倾向于科举，科举更适合于其知识结构、文化风尚与社会需要，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汉制已难复行于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