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语（第7/9页）

但我们也应看到，必然的未必就是尽皆合理的。科举制固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未必是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今人在比较察举制与科举制时，每每只是简单地抑前者而扬后者，这很可能是失之片面了。在察举时代，已有人(如葛洪)提出了类似科举的设想；但到了科举时代，许多人却转而赞扬察举制而批评科举制了。这种态度，未必尽皆是“倒退复古”。

汉代察举制度，既有“以德取人”因素，也有“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因素。士人习经术文法于家，在具备了基本知识技能，并获得舆论对其人品的好评之后，然后仕郡县为佐吏掾属；由之获得基层吏务经验之后，才能以功次吏能得到察举。举至中央，则有经术、笺奏之试加以检验，然后方得授官；但所授又非职事官，而是入三署宿卫为郎，“以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过程。此后再经一次选拔，方能“出宰百里”、“典城牧民”。如《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所记沈约之语：

汉代……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

细观汉代察举之实施过程，不能不承认它也有独特的优点。汉代吏政颇为后人称道，特多循吏良守、名公巨卿，皆出察举一途，这并不是偶然的。

而科举制却是“以文取人”而不及其余的。虽然设制上有“取之以文”后“课之以能”之意，但设想绝不可能完全成为现实，二者间仍然时时表现出牴牾不合之处。众多士子在狭窄的考试一途上竞争拼搏，不得不竭尽心智揣摩辞章苦诵经疏，精力才华为之耗尽，浮华迂腐之性因之而成。《通典》卷十七《选举五》唐赵匡《举选议》：

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

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

又《续资治通鉴》卷六八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语曰：

以为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可见这种“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选官方法，确实有严重弊端，不但讲求抒情文字的进士科，甚至明经科也是如此。汉代察举亦以经术取人，但只要求通其大义，此外还有德行、吏能等多种条件与相配合，所以对经术能存其大旨，取其精华。而至唐代，试明经以帖经、墨义而不及其余。如《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一柳冕《与权德舆书》中柳冕之言：“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

尽管王朝有时也试图加以改良，例如改试诗赋为试策论等等，但这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舍本逐末。只要天下士子，依然为了跻身统治阶级之内，为了猎取官位、占有特权，而集中于中央所开之寥寥数科(后来只剩进士一科)之上，围绕有限的录取员额作激烈竞争，那么任何考试内容，都可能成为那种“文墨小技”。考试方式的采用，绝不仅仅是为了考核人才，它还是为了建立一个相对客观划一的标准，使来自各阶层的士人有较为均等的竞争流动机会。经常发生的科场案，日益严密复杂的考试程式，都反映了人们对科举的关注，往往发自对公平的要求。诸多科目最终归之于进士一科，也是为了使取人标准简单划一，有共同的比较与评价的基础，所以其法与汉代根据需要分科分类取人之制恰好相反。朝廷把考试标准与内容制定得合乎知识分子的口味，给他们每一个人以入仕为官显贵尊荣的可能，让他们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地在功名之途上奔竞消磨，老死科场而不恨。如果落第失败，也再不能埋怨长官不加举荐，而只能反躬自责自己的无能。因此，考试的标准就必然是具体的、可掌握的与模式化的，以保证公正与易行；而举子们总是随即就发明了种种达到这一标准的雕虫小技。有时科举考试甚至就不像是为了选拔最优秀者，简直就像是为了找到一种办法能够试退一批人并保留一批人而已。(3)最后，王朝总归是录取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总归会出现一些人才。总之，王朝与大部分士人，都无意从根本上改革科举。如苏轼所言：“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所谓“设科取士，不过如此也”，正反映了帝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态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