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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专制政治中，社会消失并失去了它作为“变化制造器”和“政府行为的防护过滤器”的权力。个体，作为社会状态的表达，发现他在面对政治权力的行动时变得孤立无援，他的统治者和他的守护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政治权力通过摧毁每一个支撑点，最终与社会重合并取代社会的位置[258]，直到我们仅仅面对孤立的个体或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个体：“在民主中，你只能看见你自己和所有一切。”[259]

这种专制不像孟德斯鸠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政府自成的体系。对托克维尔来说，它是对所有政治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否定。在这里，作者意识到他对卢梭的怀疑[260]和其通过质疑历史线性而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背道而驰。这种自然状态既出现在历史的最后阶段，也出现于史前的某个时刻，它既属于先社会化又是后社会化。

但是这种被我们用来与自然状态做比较的新环境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仅仅掌握个人理性能力，人类会陷入个人主义的理性论；但同时，他对共同意见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对教条主义的需求驱使着他，而这种教条主义是他固有的：[261]“对共同意见的信心就是对民主国家的信心。多数派是预言者，你毫无理由地相信它。你不置一词地、确信地跟随它。它对个体思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62]

民主主义者的常识在狭窄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领域中，他具备某些知识并能够把这些知识付诸实践。但是，在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中，他们接受那些他们从未思考过的普遍性观点；这样，除了围绕在每个人周围的狭窄领域，世界“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紧贴在最直观的物体上，他们最终因为恐惧而趴在地面上，反之，他们可能会错过地面”。[263]

因此，民主专制是个体和社会的提升。它是一种双重的自然状态——在其中，人类几乎仅仅凭借利益的多重力量和权力的最忠实的表达（即金钱），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关系；在这种双重的自然状态中，社会用一种前所未闻的力量将它的观点强加于它的社会成员身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性逻辑渗入人类心中，消除了他的大部分愤怒并缓和了他的某些情绪，比如，将他的利己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264]，将他的慷慨转变为对利益的充分理解。对国家来说，通过充分利用第一条理性原则，即一致性原则——关于一致性原则的表达包含了平等观念——和集权化原则，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力对它的形式和观念产生了影响。

因此，民主专制仅仅通过引导人们追求物质生活而使他们远离政治实践，这往往将他们分隔得越来越远。[265]最后，“除了通过利益而非通过想法，人们不再被束缚在一起”。[266]

通过将人与他的伙伴相分离，这种新形式的专制完全地中断了那些滋养社会和历史的想法与观点的流动。由于“文明的想法循环就像是人体内部的血液循环”[267]，而专制，通过中断这种运动，创造了一个除了具备单一的社会分子之外不再包含其他任何事物的社会。

“在野蛮人的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回忆说，“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第一需要和人生中最粗鄙的兴趣所占据，思想发展的想法很难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268]

旧专制是现实的。事实是它的基础，它充分利用了它们。身体受到它的压迫，但灵魂逃脱了它的残暴控制。新专制具有一种背信弃义的原则——在赋予身体自由的同时压迫灵魂。[269]虽然多数派的法律与政治专制是现代版旧专制，但是新专制是多数派的精神和社会专制，其对社会状态、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因此，舆论专制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这种新型的专制触及历史和社会远动的起源，也触及最适合于个体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