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8/38页）

民主主义人士完全沉浸在实践性任务之中，因为民主让他远离理论并将他的活动局限于经济领域；除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不再相信任何东西。这种倾向，加上对物质生活的寻求，使他远离政治活动并容易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托克维尔指出：

当公民变得更平等、更相似，每个公民盲目地相信某个特定的人或者某个特定阶级的趋势会下降，相信大众的倾向会上升，大众的意见越来越能够指引全世界。……在平等的时期，由于人类的相似性，他们不相信彼此，但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他们对公众的判断几乎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心；而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些不大可能，由于所有人具有类似的启蒙，真理往往没有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当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将他自己与周围的人做比较，他会自豪地感觉到自己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他设想着将自己放置于全体同胞的巨大团体旁边，他立即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而被淹没。同样的平等，既能让他特别独立于每一个同胞，也能让他因大众的行动而感到孤立和无助。[236]

托克维尔也指出，由于特殊的环境、英国的知识影响和宗教的力量，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免了这些问题。

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

英国的知识影响确保了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托克维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人不具备文学阶层和知识阶层，也不具备民主所特有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这个例子具备与民主相反的特性，那么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被称为理性的？因为美国人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想法和书籍，就像他们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哲学和宗教那样。他们在新大陆将这一切付诸实践。因此，你也能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找到美国的知识阶层。美国人不过是致力于征服美国的部分英国人[237]：“我把美国人民看作是负责开发新大陆上的森林的部分英国人民，而该民族的其余部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因物质生活感到烦恼，能够致力于思考，能够在各方面致力于发展人类思维。”[238]

因此，美国是由一个欧洲民族的非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一个仅包含中产阶级代表的社会。贵族阶级仍在欧洲海岸上。这样，托克维尔联系理论和实践，同时避免让美国人成为对民主政治产生有害影响的例子，就像他的书中所写的那样。[239]托克维尔写道，美国肯定没有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创新，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美国属于民主社会，其原因是他们完全投身于商业贸易之中[240]，或者说，他们仅对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过错感兴趣。

然而，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只要放手允许其自由发展，人类思想会在一方面倾向于有限的、物质的、商业的、有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倾向于无限的、非物质的、伟大的、完美的事物。”[241]

在美国的构造中，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的阶级将脱颖而出，一个拥有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的阶级能够致力于知识工作，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242]

宗教是美国民主形势所特有的最后一个元素，它防止美国人犯这样的错误——尝试将理性主义哲学原则应用到不适合这类原则的事件上。[243]对托克维尔来说，哲学是自由的，每个人所发现的一切都得益于他自己的尝试；而宗教是束缚的，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既成事实。[244]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