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9/61页)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