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7/61页）

信仰需要虔诚的敬畏。既不能出于某种惧怕，也不能出于利益的需要。帝国的臣民们通常只有惧怕而没有敬畏。

一个外国传教士问一个中国人神是否爱他们，中国人的反应吓了这个洋教士一跳：中国人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说。

没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灵荒凉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宗教而起的战争。中国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厮杀无不是受着最实际利益驱使而从不是为了精神追求。因此，作为引发一百年前中国巨大灾难导火索的帝国北方的宗教冲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是从古长安挖掘出的一块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记载了大唐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对中国历史上大唐时代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津津乐道，认为那是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人的如此印象来自于华美的唐诗、唐乐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锦画——虽然有着许多不识字人口，但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国家景象时，却往往从文化的繁荣上开始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大唐确实是这个东方帝国敞开胸怀容纳百川的时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长安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僧侣、游客、歌伎是怎样愉快地赶着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让他们宛如看见整个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国游客中，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群心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东方，时刻准备为了信仰而献身，他们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没有人知道西方传教士在大唐这个传教的黄金年代曾经在中华帝国内发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后来，除了在绘画和音乐中偶尔可以感受到他们确实踏上过这片国土外，其余的，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踪迹。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中国汉民族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况且，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盛，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到印度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中国皇帝亲自到大道边去迎接——即便如此轰动的事件发生了，让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依旧不是这个和尚取回了什么“真经”，而是关于他在旅途上种种离奇的历险故事，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帝国之外定是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个世界中游历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时代不需要封闭，平和自信的社会才“夜不闭户”。强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

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