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7/10页）

马士英（约1591～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1630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年），马士英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处军务。

史可法选中马士英，多少带一点偶然因素。当东林党一边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时，并非东林党人的马士英看准风向，暗中给史可法带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马士英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官场老手，“北漂”的覆灭、“南混”的喧闹，让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马士英如愿以偿，他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来无异于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史可法密约马士英至浦口，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毫无保留地向马士英交了底。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定策之功

正当南京“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早年曾追随老福王朱常洵的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组织军队方面的“挺福俱乐部”，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