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8/10页）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另一个总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刘泽清，见风向不对，也从东林党“倒福”的阵营中倒戈，加入“挺福俱乐部”。

福王无端落选，武官们有现成的借口；桂王远在蛮荒，武官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这两大先天优势，都是优柔寡断的史可法亲手奉上的。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回家种地。

关键时刻，善于投机的马士英又发现了绝佳的机会：“挺福俱乐部”里有太监、有武将，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斗争，没有文臣是绝对不行的！

马士英决定亲自补上这个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转眼成了马士英递给“挺福俱乐部”的“投名状”，并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南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除此之外，中意于福王继统的诚意伯刘孔昭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刘孔昭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第十四代孙，根正苗红的“太子党”，负责长江防务。此人自恃功臣之后，虽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贯飞扬跋扈，搬弄是非，属于迎头见树都要踢三脚的货色。有他的加盟，马士英稳操胜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史可法的“骑墙政策”宣告破产，只有听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南京，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除了诚意伯刘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绅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给“倒福派”一个台阶下。

不过，“倒福派”的面子也就值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经大臣们反复“劝进”后，便正式登基，史称“弘光政权”。先监国再“转正”，也成为南明后续政权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史的金科玉律。虽然朱由崧这个“天子”不过是实力派的傀儡和工具，但丝毫不影响“挺福俱乐部”借此机会对现成的南京“朝廷”重新洗牌。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挺福俱乐部”在这次重新洗牌中收获颇丰：

其一，朱由崧、刘孔昭导演了一幕双簧，“定策”的首功之臣马士英得以入阁，并在事实上代替史可法执掌兵部，后任内阁首辅。

其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借“定策之功”，分别封以靖南侯、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各领一镇驻防江北，成为新时代的勋贵。这恰恰又是史可法出于“讨好”、“和谐”的初衷率先提议的。

其三，受封的四镇总兵及刘孔昭强烈要求史可法“靠前指挥”，自知有把柄捏在人手的史可法被迫就范，“自请督师淮扬”，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最高决策层。

其四，东林党的势力被瓦解。先是钱谦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马士英举荐对自己有恩的阮大铖，东林党以给“阉党”翻案为由，伺机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是高弘图、姜曰广等人靠边站。东林党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张慎言屡遭刘孔昭的责难，于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经过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没有进入内阁，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兵权在握的勋贵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