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10/14页）

由于地方不靖，为官不易，本来应是肥缺的两广总督之职，竟被视为畏途，鹿传霖以“力难胜任”再三推托，改调陕甘总督陶模，陶也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72]

1901年初，与区新潜回南海几乎同时，陶模终于南下接任。其督粤期间，对于新政改革颇为热心，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至于平靖地方，虽然不是特别用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1901年9月，南海县局绅、举人陈文蔚以盗匪猖獗、掳人勒赎等词控诸督抚二署，陶模、德寿等除径饬广州协南海县严密查拿外，下令缉捕总局半月内将陆畅、区新、谭郁、陆亮、岑剑等悉获究办，“不论军民人等，如能速将各犯获送，定即从优奖赏。绅耆包庇，查出即照窝盗论，决不宽贷”[73]

区新自李昭、傅赞开降清后，“独该逆怙恶不悛，其弟区湛凶悍尤甚，李、傅之徒既散，该逆之势益盛，枪械精利，党与众多，拜会敛财，打单掳劫，商船则勒收行水，农田则逼缴护费，广、肇两属遭其蹂躏几无虚日。官兵剿拿，俨然劲敌，屡被拒杀，迄未就擒。该逆行踪诡秘，又常往来于香港、澳门，散布谣言，摇乱人心，所以为患于粤东者已非一年”[74]。1902年4月，南海安隆砖窑接连接到义和堂著匪廖珠、廖时、区新等来函打单银若干，限期送至某处，否则炮火从事。业主无力交银，投诉于局绅陈文蔚，后者再度赴省向各衙门禀告。[75]

　　1902年的大明顺天国密谋，官府也认为“为首者实著名巨匪区新、刘大婶，招集逆党数千人，约期作乱”[76]；参与其事的苏焯南等人，则是1900年兴中会谋取广州计划的执行人，与区新等有所联系。据说区新在官府的追捕下，曾逃往新加坡，回国后在新会崖门附近据山为巢，招纳亡命，“且区自出洋后，颇好读兵书，闻有新译之本，多方托人代为访购，其于山川险要皆测绘为图。去冬尝与他党争据某山，区登高指挥，动中窽妙，他党不谙地势，遂为所败。日前会党闻其名，特收为羽翼”。洪全福起义事败，区新再度亡命外洋。[77]

1903年5月，接替病逝的陶模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抵达广州，岑氏庚子护驾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在清末政坛上迅速崛起。他对于整顿吏治颇有一套办法，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粤督任内参革广东地方官员千余人，对于镇压民变、安靖地方也有一套铁腕工夫。清廷先后用他任四川、两广总督，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平定当地的会党游勇叛乱。

岑春煊抵任后，很快发布除暴安良示，为各地方官、各营将弁、各处绅民及被贼胁从悔罪来归之人要约赏罚条件，分别开列“各地方官当知十三条”“各营将弁当知八条”“各绅民当知六条”和“各匪悔罪来归者当知六条”，保奖结合兵团保全地方，剿除肃清匪患，越境助剿，实力练团，拿获匪首，安顿饥民，办赈有效的官吏、将弁和绅民，凡剿办不力，知情不报，扰民冒功，甚至通匪济匪者予以严惩。悔罪来归者分别情形予以安置奖赏，尤其鼓励引领官兵进剿；著名匪首若能擒杀相当著名之匪首，或携带军火五十件以上来降者，亦可免死录用。[78]是年科考，岑春煊于第三场另出五题，鹤山县士子应对的七十余人中，有六十余人力陈该县盗风猖獗，当地盗匪串同著匪区新、谭二、罗永等打单勒索，请为严办。[79]

此外，岑春煊还设法查知两广地方私运军火的三条路线，下令严密盘诘，以绝盗匪武器来源，并悬赏洋银两千元，擒杀区新。与区新同时的马王海等大股盗匪相继被清军剿灭。

岑春煊抵任之初，因广西的游勇暴动声势浩大，重心不得不倾注于西。1903年底，岑春煊从广西浔州回到广东，查访情形，知区新“生长本地，窟穴甚多，非重兵不能扼其窜越，非确线不能得其踪迹，因严饬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重资购线，密调水陆各军，于西樵一带遥遥扼要驻扎。探知该逆掳掠归巢，确在区村，遂令各军抽队渐渐逼近”。其间岑春煊密札李准，限期一月捕获区新，后又责成把总潘斯铠，以十日为限。李、潘二人熟商，担心区新察觉远飏，不敢稍露声色，由潘斯铠派线人佯招区新投降，使其不致远逃，又密派兵勇或伪作乞儿，或扮成小贩，日夜伺区新之出入，并绘制匪巢要隘地图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