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7/14页）

康有为解释“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的战略构想时强调：广东“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37]。保皇会为勤王事宜编制的电报密码中，便有“422现豪杰归附者颇多”“427△△地大盗若干人已收之”“428大盗会党已运动七八成”，以及“676花县巨盗”“678西江巨盗”等条目。[38]

据岑春煊后来的奏报，区新曾于1899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某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39]。此说如果属实，则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自1899年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逃到香港的康门师徒在宫崎寅藏的激励下，尝试北上入京刺杀西太后和荣禄，有关行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如果区新真的参与过此项行动，接洽联络之人很可能是万木草堂弟子罗伯雅。罗字润楠，广东番禺人，“性豪侠，仗义气，善结交绿林会党”[40]，“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41]。从此区新成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

1900年2月，保皇会确定用兵方略，虽然康有为“前后俱注意于西”[42]，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和负责广东方面的梁炳光，坚持在东，不肯向西。梁启超等人也质疑康有为西向的战略决策，认为无论如何，应当重视广东，“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题也”[43]。取粤须掌握武装，保皇会的做法是派人到广东各地聚人办团，联络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梁炳光为横滨福生泰号少东主，热情有余，能力不足，又不熟悉广东各地秘密社会的情况。另一位负责人张学璟，广东宝安县人，与罗伯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者[44]，联络区新等人，很可能由他担任。

区新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自立会名单和保皇会的电报密码中，其地位却相当重要。1900年5月底，因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西南各省联络妥当，请定期发动。康有为闻讯大喜，下令全力向西。所开列“入西办事”的九名将领中，就有区新，位置仅次于勤王正军主将陈翼亭，列第二位。康有为告诉港澳总局的办事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具体计划是：扫地卷众袭桂后，“以正军大操一日，然后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据电局以惑观听，收军装局及三营七百防勇之械，以分给正军及区、傅之军，留桂一日，即卷甲疾趋袭长沙，尽区、傅、李立亭之军分作二三队皆行，至此时也，军械将近二三千余，力愈厚矣。……翼正军数千人作为官军，至全州封船下袭，昼夜并行，四五日可至长沙。有区、傅作二队，陈、李作三队，唐作后劲”，进而破长沙，占武昌，趋襄阳，取京师。[45]

依据保皇会的部署，长江、广西和广东为三个战略主攻方向，广西的陈翼亭为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江淮的徐怀礼为重要响应，广东方面，一度被列为战略重点，康有为开始觉得力量不足，“故全力图东栈”[46]，只是邱菽园主张西向，他也认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仍对广东有所寄望。不过，经营广东虽然投入力量多，活动时间长，联络了不少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能够落实的却不多，因此行动起来不得不以区新、傅赞开等人为依靠。在1900年5月底康有为决定弃东而西之前，保皇会一直以广东为主要基地，梁启超一度还有开府于粤或武昌、金陵的权衡，并建议取粤为上，请康有为决定以某军取粤，则亲入某军，并以该军为正军。[47]则区新等人很可能是首选之一。

正当保皇会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时，清政府方面出现变动，使得区新等人的活动陷入困境。1899年12月，清廷为了镇压保皇会的活动，调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1900年1月，李鸿章到任，他对清廷打击海外保皇会而采取的一些过激措施态度消极，而对平靖地方却毫不手软。对于保皇会与内地盗匪勾结谋乱之事，尤为关注。区新等人的势力膨胀及其动向，受到严密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