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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如此明哲保身,国将危矣。”李纲不由得拍了一下桌子。看到吴敏露出一丝尴尬神情,他忙补了一句,“哦,吴大人能暗示于皇上,已实属不易了。那么——进一步的话,由我来说如何?”

吴敏迟疑地看看李纲:“此事后果难料,伯纪兄可要慎思。”

这时李纲的心情,已被一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感鼓荡起来,他稍稍一顿,毅然说道:“大臣们若敢开口,还没有我李纲发言的份儿。他们如此畏缩,倒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李纲有话此时不说,更待何时?只求吴大人为我帮个忙。”

“请讲,只要是我吴敏做得到。”

“此等奏折不便交有司转呈。但以我太常寺少卿职位,没有面呈皇上的机会。吴大人可否向皇上举荐一下,请皇上召李纲单独奏对?”

“伯纪兄可要想好,若是皇上允了面对,你再想打退堂鼓都打不成了。”

“我想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福是祸听天由命。”

吴敏看着李纲决然的神色,略作沉吟,点头应下:“好吧,伯纪兄既有报国之心,吴某自当鼎力成全,引荐之事包在我身上。”这吴敏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及中书舍人等职,官阶曾几度沉浮,现在他所担任的给事中这个职务,论品阶虽只是个正五品,其职能却是皇帝的政事顾问,能够随时与皇上说上话,并且这一阵赵佶又对他比较信任。所以,他答应将李纲引荐给赵佶,在心里是有把握的。

吴敏的想法与李纲不谋而合,而且敢于将其意暗示与皇上,说明了认为非如此不能扭转政局者非止一人。这给予了李纲很大的精神支持,也增加了李纲向皇上劝禅的勇气。赵佶自元符三年登基,二十五年来把煌煌大宋治理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将其请下龙椅,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顺应天意民心的事情,两府的宰执们居然没人去做,那就休怪我李伯纪当仁不让了。

李纲决意去做这个出头的椽子,究其思想根源,主要的自然是基于其自幼所受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教育,却也不能排除他是看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参政机会。如果不碰上这样的机会,他李伯纪欲想在国家大事上插上一嘴,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此可能。

这算是投机吗?李纲自忖,或许是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反过来说,将此机会拱手送给你们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何一位大臣,你们愿意接过去吗?我李纲此举纵然算是投机,那也是为国家社稷而投,而非是为追逐一己之私利,所以此机正大光明,大可一投。如此想来,李纲便越觉其行为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的。

当然,机会往往是与风险并存,这个机会风险很大。自古以来欲成大事者,没有不承担风险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就不能多作顾虑了。

回到宅中,李纲坐在那里静默一晌,构思好腹稿,就要执笔书写奏章。但他甫一提笔又停下来。他觉得仅仅如此写来,态度还不够诚恳,尚不足以打动皇上的心弦。略微思量了一下,他捋起衣袖,拿起刀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力一划,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然后翻转手臂,将鲜血滴入砚盘。继而蘸着那鲜血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洋洋千言。这就是后来被冠名为“召赴文字库祗候引对札子”的那篇著名奏章。

吴敏在与李纲夜谈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便将李纲请求面对的意思奏与了赵佶,并大力举荐道:李纲其人颇有见地,其言其策大可一听。赵佶当即应允,传旨于当日下午在文字外库召见李纲。李纲遵旨前往,将奏章交由太监呈入后,便在库外候召。却因当日赵佶与宰执们议事甚繁,搞得十分疲惫,便将召见李纲的时间改到了次日上午,地点则改至宣和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