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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还是这话,这不明摆着是告诉赵佶,他这个太上皇的话屁用不顶吗?赵佶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一把抓起了面前条案上的一个茶盅。若不是张迪急忙使眼色示意他止怒,他当时便会连盅带茶劈头掼到王宗楚面门上。

待到王宗楚面无表情地躬身退下,赵佶忍了又忍,终是忍耐不住,扬手狠狠地将茶盅向地上摔得粉碎。他初返汴京时的舒畅心情,至此完全被破坏殆尽。这时距其踏入龙德宫,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时辰。

弄出这事的始作俑者,乃是少宰张邦昌。

原来,李纲出使南都大获成功,举重若轻地完成了本似十分棘手的要差,让张邦昌甚是忌妒,也给了他一个不小的刺激。通过这个差事,再次展示了李纲出类拔萃的办事能力,无疑会使赵桓对其的信任又有增益,这对他张邦昌的前程可是大大地不利。他知道,自己与李纲无论从秉性、志趣到政见,全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将来的大宋朝堂上肯定是有彼无此有此无彼。官场如战场,他是不可能在这场较量中甘拜下风的。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会在官场博弈中斗不过李纲。

李纲的行政能力和才学胆识都比他强,这一点张邦昌无可否认。但李纲并不是处处皆胜于他,李纲也有弱点,其弱点就在于他的城府不够深,防人意识比较差,为人处世亦欠圆滑。至于邀取圣悦和笼络朋党的技巧,就更是一窍不通。进行宦海搏击,这些弱点都很要命。从长远看,这种人的失宠是必然的。所以对于运用权术排挤掉李纲,张邦昌还是有信心的。不过,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办这事须得待机而动就缝下蛆。

朝堂争锋,获取皇上的宠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李纲把太上皇劝回汴京,博得龙心大悦,算是让他占了个先机。张邦昌就琢磨,自己也得做点与之相匹配的事,以加重在皇上心目中的砝码。这事自然须投皇上之所好,在这个方面的能耐,他就远较李纲为强了。

他看出赵桓目前最大的心病就是担心皇位不稳,即使赵佶回归了汴京,赵桓亦未必真正放心得下。那么适时地向赵桓进献巩固皇位之策,想必会很受赏识。由此出发他考虑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提请皇上早立太子,以确保大统牢固稳定;再一条就是更换龙德宫侍从,以便皇上对宫里的动静进行掌控。

在向赵桓进言时,张邦昌联合了门下侍郎耿南仲。耿南仲原为东宫辅臣,本以为凭着与赵桓的渊源关系,新朝建立后能够扶摇直上。岂料吴敏、李纲等越次升迁,职位反列其上,这让他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原属无名之辈的李纲的平步青云,他内心的不平更甚,因而在感情上他自然便靠拢了平素与李纲意见相左的大臣一方。张邦昌认为他在东宫服侍储君十年的历史不可忽视,有意拉他做个同党,耿南仲亦正想方设法去拍赵桓的马屁,因此两个人就一拍即合了。

正如张邦昌所料,这两条建议很受赵桓赞赏。

对于赵佶是否能如其所云,从此老老实实安居后宫不涉朝政,赵桓果然存在疑虑。这样的保证,早在赵佶禅位时便亲口做过,事实证明他没有信守诺言。有此例在先,这一次的保证又有多大可信度?万一哪天赵佶不甘寂寞故态复萌,或者某些心怀不轨的旧臣蓄意唆使其向朝廷发难,将以何策处之?他正为这个问题挠头,张邦昌的点子不期而至,这便正中下怀。

听了张邦昌、耿南仲的奏言,赵桓非常高兴,认为其议既目光长远又切实可行,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可算是保障社稷长治久安的善策良谋,当即全盘接纳。考虑到册立太子事关重大,总得有点舆论准备,他觉得这事以缓些时日再动为妥。而更换龙德宫侍从,则纯属皇宫内务,在赵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说办就办。